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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味的博客

批评就是自由

 
 
 

日志

 
 

“根叔”们,请向胡适学习!  

2010-07-14 09:25:53|  分类: 社会文化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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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叔”们,请向胡适学习!

吴味

 

前不久,在《南方都市报》上,我看到了一篇南都记者对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的长篇访谈,访谈提及:“李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根叔’是学生给他的昵称。6月23日,在华中科大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63岁的李培根16分钟题为《记忆》的演讲,被掌声打断30次,不少学子泪雨纷飞。致辞结束,全场7700余名学生自发起立,‘根叔、根叔’的喊声和掌声久久响起。”

本来,我对谁谁演讲被多少次掌声打断的说法早已不感兴趣,并保持着警惕。因为在我的经验和认识中,只有两种演讲才会如此,一是政治家的煽情演讲,一是道学家的煽情演讲。这两种演讲无一不是依靠宏大、华丽、时尚、世俗乃至庸俗的辞藻及其组成的滥情话语,鼓惑人心,哗众取宠。这样的演讲就像口味甜美的迷幻药,听众的神经会不知不觉随之激动,于是就会出现演讲被多少次掌声打断的情况,没有深刻思想和强大的智慧,很难不为所惑。而真正的真诚、正直、智慧的知识分子演讲总是朴实无华,或如清风扑面,或如醍醐灌顶,引人沉思,令人感悟,这样的演讲怎么会被多少次掌声打断?所以我对李校长的演讲一开始就不以为然,并无阅读的欲望。不料安徽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祖述宪教授给我发来一封电邮,祖教授针对李校长的演讲说:“我把这篇(演讲)文章找来一看,其实是含迷幻药口香糖。现在的官员讲话喜欢华丽的辞藻,小资的语调,哗众取宠,有时肉麻得很,不过幼稚的青年人喜欢这一套。”并用附件发来李校长的演讲和胡适给毕业生的赠言三篇。我就顺便把这两位校长的文章进行了对照阅读,结果证实了我的判断。李校长的演讲完全是一种 “政治(爱国)煽情”和“道德煽情”兼而有之的演讲,是官方话语和流俗话语的荟萃,毫无知识分子敏锐的宇宙、人生、历史穿透力和超越流俗的精神境界,其与胡适的演讲何止相差霄壤。

只要看看李校长演讲的修辞我们就可以明白他的演讲是多么“煽情”:“国家的盛世”、“08奥运”、“金牌数的第一”、“开幕式的华丽”、“中华文化的魅力和民族向心力的显示”、“六十年大庆”、“领袖的挥手”、“自主研制的先进武器”、“女兵的微笑”、“队伍的威武整齐”、“改革开放的历史和旗帜的威力”、“世博会、世博之夜水火相容的神奇”、“中国馆的宏伟”、“异国场馆的浪漫”、“中华的崛起”、“世界的惊异”、“某国总统的傲慢与无礼”、“你们的不屑与蔑视”、“G2的新词”、“国家频发的灾难”、“汶川的颤抖”、“中国人民的坚强与刚毅”、“玉树的摇动”、“汉藏人民的齐心与合力”、“大悲的哭泣”、“大爱的洗礼”、“西南的干旱”、“你们一样感受渴与饥”、“大地的喘息”、“和谐发展”、“强磁场和光电国家实验室的建立”、“创新研究院和启明学院的耸起”、“为你们领航的党旗”、“人文讲坛上精神矍铄的先生叔子”、“为烈士寻亲千里”、“公德长征路上的经历”、“各种社团的骄人成绩”、“中国的“常青藤”学校中无华中大一席而灰心丧气”、“为“学位门”和光谷同济医院的选址而愤激”、“刚进大学的那几分稚气”、“父母亲人送你报到时的情景历历”、“考前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考场时的悲壮”、“取得好成绩时的欣喜”、“学校不断追求卓越的故事”、“裘法祖院士所代表的同济传奇”、“大师离去时同济校园中弥漫的悲痛与凝重气息”、“人文素质讲堂的拥挤”、“社团中的奔放与随意”、“骑车登上‘绝望坡’的喘息与快意”、“青年园中令你陶醉的发香和桂香”、“眼睛湖畔令你流连忘返的圣洁或妖娆”、“向喜欢的女孩表白被拒时内心的煎熬”、“初吻时的如醉如痴”、“倾听你们诉说的在线的‘张妈妈’”、“告诉你们捡起路上树枝的刘玉老师”、“应立新老师为你们修改过的简历”……(详见李校长的演讲《记忆》)

这哪是一个大学者应该对毕业学子的寄语?倒像是政治家和道学家对社会群氓的鼓惑。在这样一些官方和流俗话语的浓烈“政治(爱国)煽情”和“道德煽情”下,我们这个学校、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让人感觉是多么美好。以至于李校长的正义、良知、责任话语显得多么轻飘乃至虚伪:“你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记忆。你们一定记住了‘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从热闹和愚蠢中,你们记忆了正义;你们记住了‘打酱油’和‘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从麻木和好笑中,你们记忆了责任和良知;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仿佛“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打酱油”和“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等,这些对于“国家的盛世”而言,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特别的记忆”,甚至是“国家盛世”的衬托。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胡适给毕业生的三篇演讲来看李校长的演讲存在的问题。胡适的三篇演讲是:《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怎样才能不受人惑?——胡适给北大哲学系1931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和《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每篇演讲都是围绕一个问题,第一篇围绕“不要抛弃学问”,第二篇围绕“怎样才能不受人惑”,第三围绕“怎样实现人生”,这些问题都是每个人的具体、真实、迫切的问题。每篇文章都谈了解决问题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并体现了胡适一贯的世界观、人生观、学术观和治学方法,且说理逻辑清楚,证据有力,修辞朴实无华。如第一篇解决“怎样不抛弃学问”的问题,胡适给出的方法是“用决心去行动,用恒心去坚持”(笔者总结);第二篇解决“怎样才能不受人惑”的问题,胡适给出的“法宝”是“拿证据来”,给出“法宝”的使用方法是“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第三篇解决“怎样实现人生”的问题,胡适给出的办法是“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胡适的演讲可以说没有一句是应官方话语或流俗话语,更没有煽情式的官方话语或流俗话语,完全表达的是自己对学问、人生的深刻理解,这体现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良心、责任以及超越历史和流俗的精神境界。这样的演讲才是真正的真诚、正直、智慧的大知识分子给学生的演讲,它怎么会被多少次掌声打断?相比之下,李校长的演讲则显得虚伪、阿谀和平庸,这样的演讲才会在今天的已经与知识分子精神无关的庸俗不堪的校园,被那些同样与知识分子精神无关的庸俗不堪的学子的掌声打断30次。这真是今日中国知识人的悲哀!也是我的母校的悲哀!更是今日所有中国大学的悲哀!

“根叔”们,请向胡适学习!

 

2010年7月3日星期六于深圳

 

附:胡适给毕业生的赠言三篇: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胡适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民国18年6月25日

 

 

怎样才能不受人惑?

——给北大哲学系1931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

 胡适

 

    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

    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拿证据来!”

    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

    朋友们大家珍重!

(胡适时任北大人文学院院长)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适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 

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热心。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

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是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生说的话,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生,你错了。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好训练的大学——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的位置的。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现在国内有许多机关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明白社会上已渐渐有了严格的用人标准了;在一个北大老教员主持的学术机关里,若没有一点可靠的成绩,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帮谁寻着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这些事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教员,打倒严格的教员,旷课,闹考,带夹带,种种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原来只是一张废纸。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支饭碗,分得几个钟点,终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终究要被后起的优秀人才挤掉的。打不破“铁饭碗”不是父兄的势力,不是阔校长的荐书,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毕了业就失业”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二十多岁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没有不能长进的。这个社会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以得着十分百分的虚声。社会上的奖掖只有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决没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会的承认的。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训练自己可以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机会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绩来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责已是生路,因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三十年代北大校长蒋梦麟给即将毕业的北大同学的临别赠言:

 诸君离学校而去了。在社会上立身的困难,恐怕比在学校里求学还要加甚。若非立志奋斗,则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恼,或转为堕落的工具。这是诸君所当特别注意的。事业的成功,须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艰难——成功的代价,走过了许多荆棘的路,方才能寻获康庄大道。立志是砍荆棘斧斤,奋斗是劳力。万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劳力,获最大的成功。

 蒋梦麟是蔡元培校长的早年学生,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杜威。归国后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一职,并常代为处理行政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论:“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蒋梦麟还补充了一句玩笑话:“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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