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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坚的“女权主义妄想症”  

2011-09-15 11:26: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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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坚的“女权主义妄想症”

吴味

 

在我写完了《女权主义过敏症——李心沫对成力《艺术卖比》的语义学解读》后,偶然又发现了苏坚2011年8月22日发在《艺术国际网》博客的一篇评论成力《艺术卖比》作品的文章——《谁是“卖比”女主角》,该文除了讨论《艺术卖比》涉及的“劳教”法律问题以外,也分析了《艺术卖比》可能涉及的另外的法律问题和女权主义问题。

 

苏坚认为,《艺术卖比》作品“除去策划环节,在表演环节,‘任××’(《艺术卖比》作品中行为的参与者。笔者注)是完全的创作主体之一,因此她跟成力在这部分拥有相等的权利和责任。”(引自苏文。下同)所以,1、尽管任××是女性,但从公正的角度讲,法律也应该对成力和任××有相同的判决;2、任××应该有署名权,成力应该有起码的责权利意识,主动坦承任××的责权利,否则,就是侵犯了本来是作品女主角的任××的权利;3、任×× 作为“女主角”的消失,无论是“女方怕担责”、还是“女方觉得自己不重要”、还是“男性觉得女方或女性不重要”、还是“男性觉得她或她们‘身份从属’需要动用‘男权’英雄主义气概去特别保护”等等,都说明“在这个表演里的‘任××’当然就是‘女性是商品’或身份更低的象征意味。”这就存在“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应该关注的女性权利丧失问题(这里的女权是广义,包括尊严、价值、自由等)。

 

然而,我认为苏坚的分析同样不能成立。其问题恰恰是出在“除去策划环节”而只关注具体“表演环节”上。

 

首先,除去了策划环节,实际上是除去了作品的观念及其整个语言和创作方式、方法、过程的构思(包括作品语言材料和创作的方式、方法、过程、质控等等。简称“作品构思”),而对于观念艺术来说,“作品构思”几乎就是作品的全部(对于概念艺术差不多就是作品的百分之百了),而作品的具体实施者(简称“作品实施者”)不过是“作品构思者”的工具而已(如果是艺术家自己实施,那这个作为实施者的自己也是那个作为构思者的自己的工具)。这种情况在以语言审美为主的“再现”的传统艺术和“表现”的现代艺术中还不一样,因为对于它们来说,“再现”、“表现”本身就是艺术,其“作品构思”与“作品实施”无法分离;而观念艺术主要是“观念”,而“观念”的构思和“观念”的实施可以分离。所以,对于观念艺术来说,作品的归属权(署名权)只能是“作品构思者”,而不可能是“作品实施者”。当然,如果“作品实施者”也参与了作品的构思,那作品的归属权当然也应该包括“作品实施者”,但此时拥有归属权不是因为“作品实施者”参与了作品实施,而是因为参与了作品构思。

 

这就像北京“鸟巢”是工人建造的,但我们不能说“鸟巢”是工人的作品,而只能说是瑞士的建筑家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建筑作品一样;就像策展人策划的展览不能因为邀请了艺术家参加就说艺术家也有展览策展的署名权一样,展览就是策展人的“作品”。即使行为艺术也有“表演”的成分,但即使是像电影这样的表演艺术作品,演员也只是尽量传达导演的整个构思,演员再有创造性也主要是对导演构思的传达——创造性地传达——而已,所以,演员无论如何都没有电影作为一个艺术作品的署名权,而只有电影艺术作品中的演员署名权,电影作品的署名权只能归于导演(如果演员同时是导演,则是另外一回事),何况行为艺术的“表演”与表演艺术的“表演”还不能相提并论,实际上行为艺术的“表演”水平要求很低,只要能够传达作品观念就可以了,所以行为艺术在中文中要叫行为艺术、而不叫表演艺术,原因就在这里(中文将“Performance art”翻译成“行为艺术”比英文原义更准确)。

 

而对于成力的《艺术卖比》作品,从现有信息资料看,成力显然的整个作品的全部或最主要构思者(策划者),而任××只是作品实施者之一,并未参与作品的构思(或参与太少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作品署名权(所有权)只能归于成力,任××怎么能有作品的署名权呢?她最多只能署“参与者”、“协助者”的名。在具体“行为”实施上,他和她虽然可以说是男主角与女主角的关系;但在整个作品“创作”及所有权上,他和她只有创作主体与客体、作者与协助者的关系。所以,怎么能够说成力没有起码的责权利意识呢?

 

其次,成力与任××之间的作者与协助者关系在法律上还表现为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契约关系,有没有签署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合同)是另外一回事,我宁可成力是给了任××报酬的,这样更能体现对被雇佣者劳动的尊重(成力给任××报酬和淫秽表演的“金钱交易”完全不是一回事,淫秽表演本身要卖钱,不仅仅是给演员钱,所以淫秽表演是商业行为。而成力给任××报酬只能说明任××协助成力创作的行为是商业行为,但成力作品本身不是商业行为);当然如果出于友谊任××没取报酬也是可以的,至少收获了友谊嘛。这样,既然成力是雇主,又拥有作品的所有权,任××只不过是成力雇佣的作品实施协助者,成力当然要对这个事件负主要的法律责任,怎么能让任××负与成力同样的责任呢?这不是不分主次,制造冤假错案吗?何况还是针对女性。这才是女权主义应该注意的。

 

第三,正是因为成力与任××之间的男主角与女主角的关系只表现在作品的具体“行为”实施上,而在整个作品“创作”及所有权上,他和她只有创作主体与客体、作者与协助者的关系,作品是成力的而不是任××的,所以,作为在作品具体“行为”实施中的女主角任××出现“无名氏”状态,根本就不是因为“女方怕担责”、“女方觉得自己不重要”、“男性觉得女方或女性不重要”、“男性觉得她或她们‘身份从属’需要动用‘男权’英雄主义气概去特别保护”等等这些原因,而是出于仍然对女性不利的中国现实社会文化语境的考虑,而采取的对女性协助者任××的保护,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如道德谴责等)。本来她就没有作品的所有权吗,在中国依然很不利于女性的现实社会文化语境中更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去公开她的姓名。这恰恰是尊重和保护女性的权利,怎么会有“女性是商品或身份更低的象征意味”呢?

 

苏坚的女权主义主张完全是一种女权非分妄想症,这种妄想症既不能让女性抓住男权主义侵犯女权的真正的把柄,又可能让女性陷入“权利越位”的尴尬。

 

2011年8月30日星期二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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