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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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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的唯一标准是普世价值  

2012-03-10 11:14:03|  分类: 时政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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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的唯一标准是普世价值

——在宝安读书沙龙胡晓地演讲后讨论时的发言

吴味

 

我对胡晓地教授所做的“苏联在政治文明建设上的试错演讲非常感兴趣。我从事当代艺术批评和当代艺术创作,而当代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治的艺术,这一点在我最近出版的著作《问题主义(第一卷)——当代艺术本体论》中有相当的篇幅论述,搞当代艺术不关注政治文明建设、或者说不关注政治与人的关系,那肯定是不行的。关于苏联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斯大林之后的政治改革我多少了解一些,但很不系统,这个演讲系统梳理了苏联政治改革的历史,让我了解了苏联政治文明建设上的波诡云谲,也让我感到了人性在政治上的假丑恶以及政治文明朝向真善美建设的不易,进一步坚定了我在政治文明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以及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我感到,对于政治文明来说,制度与人性是两大支柱,缺一不可。所以没有好的制度,人性最终是靠不住的,所以对政治人物在根本上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而应该保持永远的怀疑和警惕;而没有人性,好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或也不能持久;所以,也不能完全迷信制度,要永远怀疑和警惕执行制度的人。

 

怎样判断苏联在政治文明建设上的成功与失败?或者说怎样判断苏联在政治改革、尤其是九十年代“政治巨变”的成功与失败?我们的官方人物和主流学术界常常将苏联的政治改革作为中国政治改革应该引以为戒的失败的案例,真是是非不分、颠倒黑白!我们不以人的自由、尊严、博爱等这些普遍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不以民主、宪政、法治等这些保证普世价值得以实现的普遍主义政治文明观,如何能够看清苏联政治改革的成功与失败?不以普世价值来评价政治文明,那丑恶的政治都很容易找到诸如民族、国家、地区、宗教、意识形态等特殊性的堂皇理由。从普世价值的角度看,难道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民主政治改革比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更让人没有自由与尊严吗?我们总是以苏联的民主政治改革导致苏联解体为说辞,但苏联本来就是一个比联邦还松散的联合体嘛,再说,解体了如果更有利于人的自由与尊严,有什么不好?所以,普世价值是判断政治文明的唯一标准。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民族论、国家论、国情论、意识形态论都是丑恶政治的托词和烟雾弹,它们制造的人性灾难在苏联以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政治历史中屡见不鲜。

 

政治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人权(包括经济利益)的抗争,而文明的政治就是对人权的民主、宪政、法治化的保障,而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文明的进步变得毫无意义,它已经成为国家政治权力、利益集团拒绝政治民主改革的挡箭牌,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说白了就是政治权力、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并非人民授予的、所以也无法有效监督的非法权力及其带来的非法利益嘛,这样的问题完全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谈政治改革,谈政治文明的建设,应该“去意识形态化”,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意识形态的无谓之争,正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大敌。社会进步是一种经验主义的零星社会工程,它是一点点改善的过程,不存在理想主义的整体工程的一劳永逸,那种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正是那种权力和利益欲望下的野蛮的欺诈和奴役,它不可能不导致人性的灾难。在这一点上,我赞成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即那种理想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当然,历史是否是非决定论的,其实需要进一步研究。波普尔并没有完全解决。这里不讨论)。也所以,讨论一个国家的政治改革是否有意义,只须看它的政治体制是否更有利于保护人性的普世价值,是否更接近到目前为止最能有效保护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法治等政治体制,而不是看它的是什么意识形态。滑稽的是,中国思想界现在谈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好像资本主义没有民主、宪政似的,说西欧是“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但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与美国的民主、宪政在核心价值上是一样的。所以重要的是“民主”、“宪政”本身。“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概念会搞乱“民主”、“宪政”本身的内涵和价值。

 

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应该坚持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我相信只有在怀疑主义的“问题之眼”和经验主义的“历史之眼”中,才能看清中国政治文明的症结。面对中国几千年以来那种具有奴役功能的文化及其制造的具有奴性基因的人民,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告诉我:中国政治文明的希望在启蒙,在启蒙后的人权抗争,在抗争中的政治博弈,在博弈中的政治改良,在改良中的水到渠成。当然,各个阶段是交叉重叠的,也是局部推进的。

 

启蒙是前提、是基础、是关键,没有广大的经过启蒙而内心具有强大普世价值观念的公民,包括执政者,中国政治文明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就像清末民初的宪政实践以及八九民主运动,即使有好的历史机遇,也是枉然,根本无法成功,或成功无法持久。这种以启蒙为前提、基础、关键的政治文明的转型或许是漫长而艰难的,不免让人悲观失望和“等不及”。但这毫无办法,这也许就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宿命。任何理想主义的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革命”的做法,只会使中国政治文明更加陷入历史的恶性循环,我们不能不正视中国近代史的惨痛教训。所以,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要怀疑主义,不要迷信主义;要经验主义,不要理想主义;要改良主义,不要革命主义。

 

再次感谢胡晓地教授的演讲!

 

2012226下午

 

(注:本期宝安读书沙龙演讲于2012226日下午3-5点举行,演讲主题:“苏联在政治文明建设上的试错”,演讲人:宝安区委党校胡晓地教授。本文根据回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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