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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中医否定主义  

2014-06-28 15:13:52|  分类: 医学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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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中医否定主义

——《中医的迷魂阵——中医玄学批判》自序

 

   爱因斯坦说:“只有大胆的思辩而不是经验的堆积才能使我们进步”,正是这样的观念使我开始并坚持在科学与文化(狭义)的两个方面对中医(特指中国传统医学)进行反思和批判,而写成了这本书。


   实际上,我对中医的“科学性”的怀疑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同济医科大学读书时。那时我常常因为感冒吃磺胺药而患“磺胺药过敏症”,却被中医诊断为“大肠阳明经上火”,并怎么也无法进行有效治疗。不过那时对中医的科学性还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零散化的怀疑上。一直到本世纪初,当我在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研究中建立起文化的否定主义观念和否定性思维方式后,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和批判中,中医成了我的文化批判工作无法回避的对象。于是,在近几年,我开始全面系统地反思、批判中医。这种反思和批判是站在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的角度上。很显然,如果没有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的基本观念、原则和方法论,我对中医的反思和批判不仅莫名其妙地毫无意义而显得多此一举,而且根本无法进行。这就是说,对一种旧科学(旧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必须引入一种新的科学(文化)观念、原则和方法论作为参照系;而对于作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集大成的中医的反思和批判,我所要引入的参照系必然是人类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的普遍主义观念、原则和方法论。只有在这样的参照系的比照中,我们才能发现中医的“问题”,或者说中医的“问题”才能成其为“问题”,作为中国科学(文化)经典的中医才能因此成为反思和批判而不是顶礼膜拜的对象。

然而,实际上,中医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我们这个民族顶礼膜拜的科学(文化)的“经典”,几千年来,它不仅还在用一成不变的方法“治病救人”,而且还在以“阴阳五行学说”的古老而又神秘、玄虚的哲学、科学观念和方法论控制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至于许多人无法真正建立起现代科学与现代文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阻碍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理性精神在中国的全面确立。而这成为我反思、批判中医的直接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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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医之所以还能大行其道,正是中医的神秘、玄、虚无的学科特征决定的,而这种特征是由中医感觉、联想、类比、想象、猜测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必然导致。中医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在本质上不是“逻辑实证”的而“逻辑实证”是现代科学的根本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我将中医那种反现代科学“逻辑实证”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称作“连蒙带猜”的玄学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本书的“玄学”一词既是对中医上述思维方式、方法论及其实践的神秘、玄、虚无现象的概括修辞,也是对所有玄学本质特征的指涉,指中国传统哲学流派的魏晋“玄学”,也非指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科学与玄学论战”的“玄学派”中医本来就是古代玄学五术――山、医、命、卜、相的一种所有“玄学”其思维方式都有共同的特征——“反逻辑实证”“玄学”的神秘、玄奥、虚无现象及其内在的“反逻辑实证”“连蒙带猜”思维方式、方法论应该源自《易经》,而中医就在这种“连蒙带猜”的玄学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中“蒙混”了几千年。因此我将我对中医的反思和批判的重点放在了中医的玄学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


由于玄学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反逻辑实证”的感觉、联想、类比、想象、猜测等等特点,中医常常被附会成各种现代科学理论,如将中医与量子物理学、系统论、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等混为一谈,而全然不顾中医与这些现代科学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区别。所以,中医那种对现代科学不加分析的玄学附会恰恰是我要极力批判的,这种批判将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成就不是对中医“科学性”的证明和肯定,而是对中医玄学的“原始”、“混沌”、“模糊”的“反科学性”的揭示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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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医与西医(他们将“现代医学”称为“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两者都有价值,在科学与文化的多元主义意义上,两者不能相互取代,而应该同时并存。这种观点同样是对中医和现代医学缺乏严谨科学分析的玄学混沌思维的一厢情愿的“想象”。实质上,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科学普遍原则意义上,所有真正的“科学”的学科没有什么根本不同,即思维方式和方法论都是“逻辑实证”的。中医作为一门学科既然不存在现代医学那种普遍主义的“科学”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它又如何能说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呢?如果说中医理论体系还有什么科学价值的话,那也只能是某种局部“科学性”被现代科学证明、并被转化为现代医学的价值,而绝不是中医在整体上作为“玄学”学科的价值。而多元主义是当代对文化丰富性的要求,文化多元主义首先意味着分化、质疑和独立,多个经得起质疑的独立自足的一元才构成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多元。对于科学来说,科学的多元主义同样意味着科学的分化、质疑和独立,对于科学真理的探索而言,在科学普遍主义原则下,多个经得起质疑的独立自足的科学学说(独立的“元”)才构成整个科学领域的多元。因此,文化多元主义对于科学的要求,必然带来科学理论(学说)在最先进的科学普遍主义原则下的相互质疑、批判,其结果就是科学理论的不断证伪、超越和创新。对于被证伪和超越而无法在新的科学历史条件下成为独立自足的“一元”的科学理论,必然要在多元科学领域中被逐渐淘汰即多元主义并不保护已经被其它的科学理论证伪和超越的科学理论,更何况那种根本上不存在、也无所谓“可证性”的玄学理论。而中医,就是一个被现代科学不断发现为玄学的传统医学理论,在现代科学普遍主义原则下,中医已经越来越不能成为经得起质疑的独立自足的科学“一元”,它与现代医学不是二元并列的关系,而是一元中的前后发展取代关系。因此,中医与现代医学在科学意义上是不能同时并存的,在当代科学的语境中,存在的只能是现代医学(科学)对中医玄学的不断消解和取代,这是一种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同时,以多元主义来反对现代科学对中医的质疑和批判,正是对多元主义的质疑和批判精神的漠视。因此,以多元主义来谋求中医在当代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过是中国科学、文化传统主义的一厢情愿。然而,直到现在我们在整体上还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这种趋势,正说明我们是何其缺乏现代科学理性精神!而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科学与文化的双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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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抓的“养生教主”张悟本


对中医理论系统中某些局部科学性进行证明,并将其转化为现代医学,正是我所说的“现代中医”,它是中医真正的现代化。当中医的某些局部科学性转化为现代医学理论以后,实际上相应的中医理论内容就被消解了其中的玄学部分(包括相应的知识及其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并同时被赋予了科学内容(也包括相应的知识及其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这样以中医为资源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医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再是中医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及以其取得的相应知识,这就是说“现代中医”不是“中医”,而是“现代医学”。因此,今天那种妄图保留中医玄学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所谓“现代中医”,与我所说的“现代中医”有着本质区别,它们实际上还是中医,是体现着中医本质主义思维顽固性强制的“伪现代中医”,这种“伪现代中医”是我们真正的“现代中医”研究所要特别警惕的。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抵抗中医真正的现代化的习惯性思维和做法中,常常将“现代医学”称为“西医”,认为将中医转化为“现代医学”(现代中医)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侵略。实质上,将“现代医学”称作“西医”是一种在殖民主义历史中形成的狭隘的殖民主义话语(殖民主义者以现代科学的“西医”区别于“中医”,以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以“中医”来抵抗作为现代医学的“西医”)。今天,这种话语在后殖民语境中危害更大,因为,中国变体的后殖民批评导致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后殖民批评》“译者序: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评的学缘谱系追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月第1版),在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氛围中,它更加激化着人们对现代医学(实际上是现代科学的一个方面)的抵抗情绪,加固着人们对中医的依恋。在人们对中医盲目依恋的情绪中,不仅中医更加逃避现代科学的洗礼和再造(现代中医);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甚至潜意识也会更加拒绝现代文化的洗礼和再造,以至于人们会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禅文化)的泥潭中更加不能自拔,而使中国文化难逃继续衰弱以至消亡的命运。这种在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上的双重“副作用”,正是西方后殖民主义者(指文化殖民主义者)求之不得的,在现代文明的情境中,它将不断加剧中国文化失去话语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危机(在现代文明中,那种原始的、神秘的、巫术式的“玄学”的东西如何能有话语合法性?),这种危机反过来又会不断加剧中国文化的“失语”和中国文化主体身份的迷失,以至于中国越来越成为西方后殖民主义的重要现场(此处的后殖民主义指文化殖民主义,而不是指反殖民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今天,所有诸如将“现代医学”称为“西医”之类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和由此导致的中医在科学与文化上的双重本质主义现象,都是我们所要极力批判的寄生在中医上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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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中医理论各个方面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具体分析和批判,旨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医是一种“玄学”而不是“科学”;并宣告:中医必须死亡!这个结论和宣告也许让某些人(尤其是那些中医的信奉者)深感莫名其妙和难以接受。然而,当一种由科学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武装的思想遭遇中医这样一种“玄学”,本书的结论和宣告就是理所当然和不可避免的事,尽管在当下的中国它显得如此地不合时宜。但是,这似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因为,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中国文化传统主义依旧猖獗,文化保守主义(如新儒学等)又不断回潮的时代,中医似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幽灵的顽固性堡垒和避难所;而且,越来越以“科学”与“文化”的名义阻碍或延缓着现代科学与文化的进程。因此,对中医的批判不仅是在检验一种现代性思想的容量和力度,更是在检验一种现代性的文化良知和责任。本书就是在这样的中国当下文化背景中确立自己全面基于现代科学逻辑理性和现代文化价值理性的中医否定主义的批判立场,这种中医否定主义或许正是中国科学文化进步的动力之一。我深知要坚持这样的立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但我也深知,惟其如此,这种立场才是更有价值和意义的。


我要感谢独立艺术批评家王南溟先生,正是他基于文化现代性的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刻批判,启发了我的中医否定主义的某些思想方法(如“现代性的学科分化”思想等。我的“中医必须死亡”观点话语也直接源于王南溟的“艺术必须死亡”观点话语,不过观点内涵已经不同了。王南溟的“艺术必须死亡”是对艺术在旧艺术基础上超越发展的修辞,不是说艺术、哪怕是旧艺术真的毫无意义而必须全面否定而死亡;而我的“中医必须死亡”确实是指中医在根本观念与方法论上对于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毫无意义而真的必须全面否定而死亡。)同时,他的真诚鼓励也是我写作本书能够持之以恒及至最终完成的动力。我也要感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教授,他从中医健康发展的高度对于我的“中医玄学批判”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并欣然与我对话讨论有关中医研究的问题(见代序);最后我也要感谢那些与我论战的网友,他们的无论是善意的抑或是恶意的批评,都让我增强了我的论辩的严谨性和系统性,拓展了我的中医批判的空间,并让我在学术的对立与冲突中再一次体验了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

 

2007年12月于鹏城

2014年06月再修改

(注:书中自序原名为《文化否定主义的思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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