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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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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坐台批评”体制的恶果——评段君与韩啸纠纷  

2015-03-04 18:03:41|  分类: 艺术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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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台批评体制的恶果

——评段君与韩啸纠纷

吴味

 

王南溟在《“坐台批评”体制及对它的批评:回彭德》一文中对其发明的“坐台批评”概念的由来及其针对性进行了阐述(《艺术国际网》王南溟的博客2015年2月24日文章),这一概念源起于王南溟1998年在山西召开的一次批评家会议上针对1992年广州双年展上批评家们制订的将批评家为艺术家写文章而直接向艺术家收费合理化、规范化的《批评家公约》的批评,它针对的是营利领域艺术批评独立性的丧失,也是对独立批评保障制度缺失的批评。但到底什么是“坐台批评”及其具体情况,还需详加分析。

 

根据我的理解,“坐台批评”是指私人(包括私人机构)为了自己的艺术利益支付报酬邀请批评家直接或参加其活动而进行的相关艺术批评。由于这类艺术批评类似于商业领域中私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花钱买的相关服务,所以我认为针对这类批评的“坐台”修辞是很恰当的。这里的“私人”还包括异化成私人性质的公立机构;“艺术”包括艺术创作、批评、理论等一切艺术事业;“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名誉等;“报酬”包括金钱和物质(来源于邀请者私人,包括别人对他的赞助),也可以是精神报酬(如名誉、人情、机会等)。

 

根据这一界定,以下情况多种多样,都属于“坐台批评”:

 

被邀请为私人或私人艺术机构撰写有偿艺术批评文章;

 

被邀请参加私人组织的、与该私人自己或别人的艺术利益有关的活动(如艺术家自己组织或请别人组织其艺术展、批评家自己组织或请别人组织自己的学术研讨会等),而进行的有偿艺术批评;

 

被邀请参加私人艺术机构组织的、与该机构自己的艺术利益有关的活动(包括组织与机构有利益关系的艺术人士的相关活动。如私人美术馆、画廊主办宣传自己的活动,主办自己的收藏艺术家的艺术展等),而进行的有偿艺术批评;

 

被邀请参加公立艺术机构组织的、经费来源于私人、又与该私人的艺术利益有关的活动(如艺术家出钱由美术馆主办其艺术展等),而进行的有偿艺术批评;

 

被邀请参加公立艺术机构组织的直接或间接或变相谋取机构自身或私人经济利益的艺术活动——如公立艺术机构为获取利益而为捐助机构的艺术家办展览和研讨会、公立艺术机构人员变相利用机构经费为自己私下收藏的艺术家办艺术展和研讨会、公立艺术机构为迎合某种意识形态需要而举办的活动等,而进行的有偿艺术批评。此时的公共艺术机构从非营利异化成营利(其营利被或部分被其成员、尤其是领导占有,如成为奖金的一部分等),机构的公立性质异化或部分异化成私人性质,公共经费异化成私人经费,这在中国很普遍。

……

 

而以下情况不属于“坐台批评”:

 

被邀请参加公立艺术机构组织的、经费虽然来源于私人或私人机构、但与该私人或私人机构的艺术利益无关的活动(如与艺术无关的私人或企业纯粹赞助的由公立艺术机构组织的纯学术活动),而进行的有偿艺术批评;被邀请参加公立艺术机构组织的、经费来源于机构自己或民间公共艺术基金、无关机构自己的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的活动,而进行的有偿艺术批评;批评家自行介入艺术问题、且无任何报酬的批评行为。

 

前两种“非坐台批评”可称之为“公邀批评”(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词),第三种“非坐台批评”可称之为“自行批评”。上述第四、第五种“坐台批评”中的“公邀”实际上是变相的“私邀”,彭德把所有的拿报酬批评都当做“坐台批评”,可能也与这两种太过普遍、而真正的“公邀批评”太少而导致的模糊认识有关。

 

由以上分析可知,“坐台批评”的关键在于批评是否建立了私人利益关系。为什么“坐台批评”难以成为“独立批评”,根本原因就在于“坐台批评家”处在私人利益关系中,这种私人利益关系决定了“坐台”对象一般来说只欢迎“表扬”而不是“批评”,“坐台批评家”受私人利益关系的牵制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地批评。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就是对这种私人利益关系性质的通俗概括。这倒不是说“坐台批评家”绝对没有独立立场,而是说“坐台批评家”即使有独立立场,但一旦坚持独立立场而进行了“独立批评”(总会针对问题),则必然与私人利益关系相冲突,“坐台界”就知道了你是坐不好台的,你的“坐台”就无法继续和持久。何况,处在私人利益关系中个人独立立场的道德自律是很难靠得住的,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批评自觉不自觉地迎合邀请方的喜好是人之常情,也是普遍现象,要不然司法中私人利益关系回避制度就不需要了,社会正义的普遍性实现也不需要权力相互制衡的现代民主制度保障了。所以“坐台”的“独立批评”不可能具有普遍性,而只具有个别性和特殊性,长期“坐台”的批评家其“坐台批评”只能主要是“依附批评”——依附于私人利益关系的批评(评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南溟说“坐台与(独立)批评不能两全”是有道理的,这道理对于包括王南溟内在的所有人都是一样。这就是“坐台批评”之所以扼杀“独立批评”的原因,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反对“坐台批评”的原因。所以,用“坐台”的个别的、特殊的“独立批评”来为“坐台批评”的价值辩护是无效的。

 

朱其在《与批评家论“批评”》一文中说:“在一个消费社会,批评家收费的同时写出好的批评亦是可能的。这个道理跟艺术家参与商业一样,即艺术家参与市场销售并不一定影响其艺术创作的水平;当然,参与过度肯定会导致其作品水准下降。”(《艺术国际网》“关于段君与韩啸纠纷”专题栏目2015年02月09日文章。)

 

朱其的判断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如果这种收费是“非坐台”的“公邀批评”的报酬,则朱其的判断具有普遍性;二是如果这种收费是“坐台批评”的报酬,则朱其的判断没有普遍性。没有普遍性对于制度(规则)的评价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艺术家参与市场销售是否影响其艺术创作水平的情况是一样的,盯着市场销售也可能创作杰出艺术,但没有普遍性,因为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市场销售,市场销售是伴随的。

 

当然,“非坐台批评”并非都能够保证“独立批评”,但比较起来,从人性避免私人利益关系的不良影响的制度角度看,“非坐台批评”(尤其是其中的“自行批评”)远远比“坐台批评”更有利于“独立批评”,则是显然的。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体制的严重缺陷,导致我们缺乏西方国家那样的民间独立公共艺术基金会,无法为艺术批评活动提供别开私人利益关系的民间独立公共艺术资金;而我们的公立艺术机构由于其专制管理体制,导致其常常混杂、甚至深度混杂私人利益关系,也常常无法为艺术批评活动提供别开私人利益关系的官方独立公共艺术资金。于是“坐台批评”便大行其道,而“非坐台”的“公邀批评”虽然有,但比较少;公立艺术机构邀请的批评更多的是异化成了“坐台批评”(活跃于官方艺术活动的批评家普遍性地得不到当代艺术界的尊重也间接说明了这一点);剩下的“非坐台”的“自行批评”由于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对当代艺术的影响也很有限(不过还更多地赖其保存“独立批评”的星火)。以至于我们的艺术批评主要还是一种“坐台批评”体制,它是当下功利主义艺术生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彭德在《王南溟坐台论》一文中认为“体制”只是针对国家制度而言而不存在“坐台批评”体制(见《艺术国际网》彭德的博客2015年3月2日文章),那是他不懂体制概念的含义。

 

在这种“坐台批评”体制下,由于“独立批评”的稀缺,“坐台批评”的对象必然愈来愈习惯于听“坐台批评家”的“好话”,听惯了“好话”,当然就听不得“坏话”(他们已经习惯把“独立批评”、甚至不直接有利、但也无关痛痒的套话当做使坏的“坏话”,在私人利益博弈中,无利就是有害。)对于“自行批评家”的“坏话”,由于其边缘化而不太影响私人利益,又本来与“自行批评家”没有私人利益关系,他们可以置之不理,也不太好干涉;但对于“坐台批评家”的“坏话”(常常不过是上述套话),由于在圈子中而比较影响私人利益,他们就不能听之任之了,就要干涉了,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么(这是处在私人利益关系中的他们的自觉不自觉的利益交换批评意识!)怎么能说“坏话”添灾呢?哪怕是先说“好话”后说“坏话”也不行,甚至更不行。于是乎,“坐台批评家”如果真的说起“坏话”来(“坐台者”总有让对象或多或少不满意的时候,或者是良知发现,或者是无意为之),他们轻者冷落你或流言蜚语你(很多),中者恶语相向(较多),重者拳脚相加(少),都是可能的(当然,“坐台批评家”与对象反过来的情况不是没有,但相对较少。)自古以来见利忘义就不乏其人,这源于人性的局限。长期处在“坐台”私人利益关系中的艺术人(包括批评家、艺术家等)除学术品格外,其道德品格也难免不受损,这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坏的制度把好人变成坏人,好的制度把坏人变成好人”一样的道理。

 

段君与韩啸纠纷事件开始于在神龙架旁听“中国行为艺术30年学术论坛”的韩啸认为段君在不同时间(也就是在“坐台”与“非坐台”时间),对其同一作品给出截然相反的批评,而对段君表现出“过激言论”——“你不是东西”、“滚出去”等(韩啸代理律师《关于韩啸神农架被伤害事件事实陈述》,《艺术国际网》“关于段君与韩啸纠纷”专题栏目2015年02月14日文章。)和“肢体攻击”(韩啸承认对段君“我只是推了他几下”。见《神农论坛在场批评家对段君和韩啸冲突事件的声明》,《艺术国际网》“关于段君与韩啸纠纷”专题栏目2015年02月15日文章。)显然,这些“过激言论”就是“恶语相向”,这些“肢体攻击”就是“拳脚相加”嘛继而逐步升级而成为一件法律纠纷。其间两人道德品格矮化的表现显而易见,“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大打出手”不是现代文明人应该做的事)。他们之间涉及法律的问题最终需要留待法律解决,艺术及批评界尤其需要讨论其中涉及批评自身的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我完全可以认为,段君与韩啸纠纷实际上是中国普遍性的“坐台批评”体制必然导致的恶果,因为长期的“坐台批评”体制导致的功利主义艺术生态强化了见利忘义的人性局限性,在法治观念淡漠的中国,私人利益冲突激化的恶劣纠纷就很容易发生(艺术界的恶劣纠纷本就不断,在艺术之外的社会领域就更是多不胜数),而“坐台批评”体制已经蕴含了这种私人利益冲突激化的较大可能性。当然,我这里强调纠纷事件的“坐台批评”体制原因,不是说就没有个人原因,或个人原因不重要,个人就没有责任。事件的个人见利忘义的人性道德之恶的原因和责任是肯定的,我们同样需要予以强烈批判和抵制,这里只是讨论如何从批评健康体制建设的角度遏制人性道德之恶的问题

 

而当下,在民间独立公共艺术基金无法普遍存在、官方公共艺术资金普遍异化、“自行批评”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似乎还看不到普遍性的“坐台批评”体制被根本打破的可能性,只能希望批评家即使“坐台”也不要太昧着良心说话了。奈何?!


2015年3月3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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