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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味的博客

批评就是自由

 
 
 

日志

 
 

朱其——“文痞批评”第一人  

2016-11-19 10:55:19|  分类: 艺术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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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文痞批评”第一人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朱其
 

朱其——文痞批评第一人

——对其《“俞心焦”到“俞心樵”》的批驳

吴味

 

为了进一步清理“闻朱俞事件”,针对闻松恶劣的“流氓批评”文章、尤其是其近万字长文《政治诗人俞心樵——一个伪偶像的江湖行迹闻松的《艺术刀客》公众号2016年9月24日文章,《艺术国际网》闻松的博客2016年9月26日文章,我写了同样近万字长文《文痞闻松的“莫须有主义”——对其<政治诗人俞心樵>等的批驳》(以下简称《文痞闻松的“莫须有主义”》,《艺术国际网》吴味的博客2016年11月11日文章;吴味的“问题主义”公众号2016年11月7日文章。)对其文章之“痞”进行了深入批驳。现在我不得不对朱其的近两万两千字长文《从“俞心焦”到“俞心樵”:一个三流诗人如何混迹成“文化教主”?》(朱其的“其人之道”公账号2016年10月5、7日分上、下两篇文章),进行更深入的批驳,因为,其文之“痞”比闻松文章更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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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文章分七大部分,所有的内容都是围绕俞的人格、道德而展开,旨在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地要将俞“认证”为一个“假丑恶”的典型——朱其所谓的“伪思想家”、“荒淫无耻”、“道德伪劣”、“江湖教主”、“落魄的流浪相”、“见色忘义”、“疯狗”、“冒充思想家的文化骗子”、“文化忽悠”、“仍不悔改的基督徒”、“以爱情打油诗泡妞”、“小人”、“艺术混混”、“挨揍专业户”、“无赖”、“痞子”、“奉承”、“低三下四”、“过河拆桥”、“炫耀与名人关系的性格”、“赖皮式人格”、“颠倒是非”、“占朋友的便宜”、“贬低朋友抬高自己”、“极爱炫耀名人往来”、“底层游民”、“毫无羞耻感”、“盲流诗人的劣等品性”、“自卑而又自大的分裂人格”、“野心家型的自命不凡”、“自恋、自大而又自私、自卑”、“大言不惭”、“农民工出身的盲流诗人的情趣降格的泡妞格调”、“政客的人格”、“龌龊” 、“阴毒”、“坐山雕化的小教主”、“逞能而又无能的想成为大佬又老是欠揍的憋屈的社会青年”、“恶棍化的**冒险家”、“城市底层游民”、“魔性、恶性和劣根性的人格”、“淫乱无耻”、“伪善”、“违背政治伦理”、“自我吹嘘”……


但朱其的所谓“认证”完全不能成立。以下择重点分析,与闻松文章相同的部分请参阅拙文《《文痞闻松的“莫须有主义”》》,不再赘述(会注明)。


(一)朱其文章第一部分“盲流诗人的底层混迹史”


朱其通过对俞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家境贫寒、地位卑微的人士追求诗歌事业的所谓“混迹史”(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屌丝”的艰辛奋斗史),来证明俞从一投入社会就开始形成了朱其上述的“假丑恶”的卑劣人格。


朱其的举证都是一些道听途说或熟人朋友说的在生活交往中的俞与他人的矛盾冲突往事。但首先,道听途说或熟人朋友的一面之词本身就不可信;其次,朱其没有还原、也无法还原那些生活交往矛盾冲突事件当时的具体情况,根本不可能判断谁是谁非,每件事可能性有N多种解释,如何能够唯一指向是俞的假丑恶?其三,生活交往矛盾冲突事件很多源于各种条件的局限性和/或当事人相互性格不合,根本谈不上什么假丑恶。那么,朱其用俞早年在底层艰辛奋斗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生活交往矛盾冲突怎么能够证明俞的假丑恶呢?我无法对朱其罗织的所有事件一一进行分析,仅举一例即可看出朱其举证的荒谬:


朱其举例说:“在入狱前,俞在上海的著名撒娇派诗人M家中,当场对帮助他的一对诗人夫妻出言不逊。M诗人当时就将俞叫出去,对俞说,以后你若再来上海,左腿踏入上海,就打断左腿;右腿踏入上海,就打断右腿。”想以此证明俞的为人多么糟糕,人格多么卑劣。但就因为俞“出言不逊”——说话不礼貌不客气,M诗人就威胁要打断俞的腿,那上海这个群体还是个诗歌群体吗?简直是黑社会嘛!M诗人还是诗人吗?简直是黑帮帮主嘛!这能够证明俞的假丑恶吗?朱其这样不仅没有证明俞的假丑恶,反而涉嫌污蔑、诬陷M诗人,M诗人可以说去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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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心樵


让我深感遗憾的是,朱其讽刺“挨揍专业户”,经常挨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俞的所谓自大“赖皮”和“小人之风”等。根据朱其的说法,俞的“自大”是自我“伟人化”包装;赖皮占朋友的便宜,贬低朋友抬高自己”(他主动求别人写文章,事后能说成别人主动要给他写);“小人”从不会跟人提及这些在关键时刻帮助他的人“经常对帮助过他的人或受惠过的人报以讽刺、挖苦”(对帮助他的一对诗人夫妻出言不逊)。我真不知道,就因为俞有这些在文化艺术界可以说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缺点”行为(事件同样不可信,且具体情况说不清楚),他就要经常“挨揍”,成为“挨揍专业户”,这京沪前卫诗歌圈还是文化的诗歌圈吗?完全是黑社会嘛。我让我不得不怀疑,京沪前卫诗歌圈是一个江湖,存在严重的江湖正统对边缘底层诗人的排斥和打压,边缘底层诗人拜山头稍有不慎,就会“挨揍”!这到底是京沪前卫诗歌圈的真实,还是朱其的污蔑?


更可笑的是,朱其居然将俞因没有自知之明的自大作风而还经常挨京城公共场所的小流氓揍,用以证明俞人格的卑劣。这就像一个喜欢花枝招展的底层女性受到京城公共场所的小流氓的欺负,朱其不去谴责小流氓,反而攻击女性放荡,这究竟是怎样的道德是非颠倒呢?


(二)朱其文章第部分“三流的诗才及其自卑而又自大的分裂人格”


朱其将俞的诗歌成就定位在“19世纪以前的浪漫主义诗风的三流抒情诗人”,所谓“俞的诗都不能算是现代主义诗歌,他的诗歌语言还停留在14世纪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体的框架+魔性、愤世、妄想交织的以分裂人格的自我夸耀为中心的早期浪漫主义的抒情诗风,即类似拜伦的诗风。”“一种农民工出身的盲流诗人的情趣降格的泡妞格调,志大才疏的浪漫主义的语言泡沫以及底层游民性质的为自己打气的以时代之子自居的宏大而空洞的抒情。”以此来攻击俞的所谓卑劣人格(见上述)。


我真不知道,朱其到底有没有认真读过或是否能读懂俞的诗歌?俞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比较为人所推崇的应该是其1990年代的诗歌,这些诗歌总的倾向虽然也重抒情,但它的抒情不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热情、激越、奔放、豪迈、磅礴、霸气乃至疯狂的方式,而是比较内敛的带有理智控制的方式,其内容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超越现实的极端想象的理想主义、乃至乌托邦,而是明显带有对客观现实社会问题(人性问题、自由问题等)的体验和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它所表达出来的压抑、苦闷、痛苦、忧伤、忧愤等等完全是诗歌主体在现代社会受压抑、扭曲下的现代主义情绪。这样的诗歌怎么会是浪漫主义风格呢?我们可以看看俞的一些诗歌代表作的诗句(主要来自百度词条“俞心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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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今世:到处都是海》(组诗)


1)《死者的生活》

……(略。下同)

纷暗的书页、尘埃,图书馆坐满翻白眼的人

打满100分的青年,其意义是零

少女心中蚊蝇的嗡嗡声响成一片

生活的顶点在何处?天空正鼓励腐败

就是这天空要说你的忧伤象大雾

大雾已散尽,而你的忧伤更深

是的,有人把国家变成了天堂

有人把天堂变成了地狱

而我只不过是个野生思想家飘荡在四季的风雨中

我的表情象游泳池起了大火,人们在赤身裸体中惊叫

剧变就在这里,羞耻已退居其次,首要的是夺得生命

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皮毛中活着,那就是伪诗时代

就是这样的时代,淘汰了最优秀的人

可笑的不是权力和技术在制造怪物

可笑的是精英们也在随波逐流

……

最槽糕的时代,将出现最激动人心的图景

将出现一个能使太阳弯腰的人

那个人,始终被巨人们视为巨人

那个人,始终被小人们视为小人

……

1995.7.16.清华园)


2)《在这里他受伤最轻》

……

向谁求饶?当我摇着一船自己的血奔向那月亮中的冤魂

蔚蓝无边的波涛被白纱布一层层包扎

这里,谁的鲜血献给盗贼

谁把流干了血的躯体留给爱人

而我的血只流了三大碗,因此大海只被染红两英里

逃亡还来得及!可我不知道该怎样逃亡

这里婴儿也懂得绝望,无数打碎的帆涌现在岸边

这里的舞蹈,把本质扭曲,一切都随风而动

这里是云朵上的婚宴,也是蛋糕一样被切割的现实

……

月光下富人们大摆宴席,而它的邻居是饥饿的苏丹

月光下一个老人缓缓倒向绍兴农村的水牛脚下

月光下一个狡诈的教授正在嘲笑愤怒的诗人

诗人啊,今生,你怎能快乐?此地,你怎能超脱

头又一次破了,但我岂肯向罪恶低头

心又一次碎了,但我仍然要爱,完整而毫无保留

这里,即使畜生也在为爱情活着

这里,为提高幸福的质量,我依然忧伤似海

我怎能过早宽恕,我怎能让他们带着杀机进入墓园

这里,为什么我爱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为什么不是两个而是所有的人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境界”,为什么当我开口却偏偏是“仇恨”

这里,花丛中有金钱豹,这里清泉中有响尾蛇

这里草原上上千个小天使恶向胆边生

这里大自然也学会了自私,千山万水都在招财进宝

这里展翅的全是他们的蚊蝇

沉默太久了,但开口就是吐血

读书太腻了,但出门就是抛尸街头

故乡的少女垂直不动,而香樟树黑烟滚滚

故乡的河水污浊不堪,而鱼群的白骨星空般闪烁

故乡、故乡、这里是第二故乡

……

1995.7.28.宛冰生日于清华医院)


3)《我为爱情而来》

……

作为疯人院院长,你必须把手伸向天空

但不要把星星摘给我,今生我只缺少黑暗

只缺少错上加错,今生只恨我不是恶魔

因此梦想只是梦想,但梦想必须变成现实

……我不可能拯救世界,你显然找错了人

我只拯救过上帝。此事不值一提

现在重要的是人间的生活:恋爱、建筑、寻找粮食

那么什么样的恋爱紧紧连结着从未见过的人

什么样的建筑越是倾斜就越是稳固

什么样的粮食能快快撑死我们心中的魔鬼

啊我们的名字在变黑,我的仇恨深不可测

……

1995.7.30.清华医院)


4)我已经跑得太远

……

啊有血有肉的必将失败,无情无义的必将长存

美色中必有暴力,心灵中必有墓碑

如今绍兴人天天吃药,血送来送去,多么随意

……

川谨,再也看不见,只要那跑到哈佛的校花

把一小碗汤药打翻,这清华园顷刻就是悲剧的汪洋大海

作为沉船的船长,我拿什么赔偿水手们的家长

身上已没有完好无损的东西,血脉中的公司全一一倒闭

而献诗在如今几乎是侮辱性行为,家长们不会接受

他们知道死亡是值钱的,向生者漫天要价,趁着死者正在死

永远走不出海水,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漩涡

在矛盾、晕眩、明明暗暗中打转

……

大地正在沉沦,细节几乎全部漏光

我忘了坡上的青草怎样贴着西风的腰肢颤栗

到处都有颤栗的东西,只有精确的浪漫性在天空闪烁不已

……

1995.8.2.清华医院)


《我从小就会唱忧伤的歌》

我从小就会唱忧伤的歌
多少年过去,至今我尚未全部出生
连同我的母亲,我该怎样去描述
她从远方归来时的真实形象
当血汗替代了异国的芬芳,在突然晕眩的海滩上
她见到那么多被强加的微笑。谁敢说
在自己的国土上星空就是伪币制造场
谁敢说纯洁的少女们就没有必要再去洗一洗
从远方归来,母亲珠宝上的病毒加深了我今日的贫困
逐年加深的不仅仅只是血汗,还有惊恐与羞辱
为什么那个装疯卖傻的酒鬼竟是我的父亲
为什么我的母亲至今尚未创造出应有的母爱

1995.)


《生活它逼得太紧》其它网推荐)

我为何要得到海水?向前去

可我还不知道大海就是死亡

我已走过多少伪造的山河

洒下多少逃窜者落叶纷纷的脚印

我真的见到过四川的云雀淋着一场绍兴的雨

我真是偏爱绍兴,偏爱怀念先生的人群

我真的牢记着:骨骼、血气、甚至你的长发

你的长发为何不在音乐中持续飘扬

如今云雀传出了金属碎片的低劣气味

生活自有它的一套,生活已把抒情逼成叙述

生活它逼得太紧,生活将从绍兴再逼出个人物

可我为何要得到你?向前去,向前去

带着积极的腐烂,我决心把自己消除

1995年11月29日)


《墓志铭》

在我的祖国

只有你还没有读过我的诗

只有你未曾爱过我

当你知道我葬身何处

请选择最美丽的春天

走最光明的道路

来向我认错

这一天要下的雨

请改日再下

这一天还未开放的紫云英

请它们提前开放

在我阳光万丈的祖国

月亮千里的祖国

灯火家家户户的祖国

只有你还没读过我的诗

只有你未曾爱过我

你是我光明祖国唯一的阴影

你要向蓝天认错

向白云认错

向青山绿水认错

最后向我认错

最后说要是心焦还活着

该有多好

1990年9月2日于清华园


这些1990年代的诗歌显示了俞的比较成熟的诗歌风格,诗句内容有明显的现实指向,抒情也显得内敛而不张扬,哪有“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就是他最为传颂的代表作《墓志铭》虽然抒情成分更多一些,但内容也明显指向现实境遇,抒情方式也并不恣肆。即使是他的1990年代的许多爱情诗,也不主要是一种爱情的永恒情感的“浪漫”表达,而总是联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境遇,是现实境遇中的特定爱情情感表达。事实上,经过了1989惨痛经历的文化人(不要说敏感的诗人了),有几个还有“浪漫”文化精神的?他们的文化创造走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是必然的。这种思考不可能不在作品中体现出来,就像俞的《墓志铭》表面是写他自己,但结合1989后的第一年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语境来看,诗中“俞心樵”不过是文化人(诗人、知识分子等)的一个符号,而诗的精神言说完全成了文化人在特殊时代语境中的精神隐喻,那不仅仅是俞心樵自我书写的一个人的墓志铭,而是一代文化人的墓志铭。


所以,我们只能说俞的诗歌受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一定影响(它还受其它诗歌风格的影响,甚至中国传统诗歌也对它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我们可以把俞的早期诗歌(1990年代)定位在不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歌。这种“不成熟现代主义”对中国社会人的存在问题(荒诞、困境和命运)缺乏深刻的体验和领悟,无法创造出迷宫般的现代主义非理性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中国社会人的丰富、复杂的存在景观,它正是中国文革之后的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普遍现象。因为其时中国社会刚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社会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初始期,对现代的认识还很肤浅,现代主义文学不可能成熟。而从俞的早期(尤其是1990年代)诗歌的语言风格和精神境界的创造来看,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怎么说也算是有一定成就和地位的。


尽管我现在对俞的诗歌不感冒,但这是从当代诗歌的角度而言的。俞的诗歌一直停留在现代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不成熟阶段,没有向当代诗歌转型。有了典裘沽酒(“垃圾诗歌”代表性诗人)以及王藏等等当代诗歌的杰出诗人后,俞现在确实已经不值一提了。


所以,朱其对俞诗歌的“浪漫主义”解读和定位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什么“愤世嫉俗和风流成性的自我夸耀”、“魔性、愤世、妄想交织的以分裂人格的自我夸耀”、“农民工出身的盲流诗人的情趣降格的泡妞格调”、“志大才疏的浪漫主义的语言泡沫”、“ 气浪滚滚的大词化的抒情泡沫”……还不忘撒一撒“知识胡椒粉”——说一大堆浪漫主义诗歌史知识,仿佛知识多么渊博。但这些与俞的诗歌有什么关系呢?但朱其还将这些与俞的社会生活行为进行直接的对应,仿佛俞的人格的所谓“卑劣”在其诗歌中就一清二楚了。这本身完全是一种文学的“恶劣社会学”解读,早已超越“庸俗社会学”解读了,完全无视文学的文化精神具有相对独立性,与作者的生活道德属于不同的领域(何况朱其并没有证实俞的生活道德多么糟糕)。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朱其对俞诗歌的“胡批三国”,完全是为了攻击俞的人格。但这种攻击不正反映了朱其自己的人格缺陷吗?


(三)朱其文章第三部分民间业余文学社水平的文化复兴运动闹剧


朱其想通过认定俞倡导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民间业余文学社水平”,来攻击俞的“思想家”和“文化复兴运动倡导人”头衔的“自我认定”是“自大狂”、“文化骗子”等等这段与闻松长文的第一部分的主旨下同,不重复批驳,请参阅拙文《文痞闻松的“莫须有主义”》第一部分。倒是朱其为了攻击俞而对思想家的认定方法存在很大问题。


朱其说:众所周知,中国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之后,迄今就没有所谓可以称得上‘思想家’的人物。从清末以来国学界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马一浮、陈寅恪;哲学界的胡适、冯友兰,文学界的鲁迅、胡风,以至台湾的新儒家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文革后的李泽厚等,都只能成为学者或政论家,没有一人敢自称思想家。所谓思想家,必须以建立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发表一套对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方面独创性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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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我们仍然称上述人物是思想家呢?这说明朱其的说法是严格的“原创思想家”概念,而社会文化生活一般所说的思想家是泛化的思想家概念——即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思想工作者的意思(现在的所谓“家”就是较高水平的工作者的意思),而俞认为自己的文章(包括访谈)有较高思想(尽管不是原创),那自称“思想家”又有什么不可呢?再说最先也不是他自吹的,朱其不是写了俞的“思想家”称谓是来源于刘彦写的《我们时代的野生思想家》一文吗?而且,朱其和闻松在之前不也在吹他很有思想吗?俞所说的“俞心樵思想”和“俞心樵主义”恰恰是对他人的说法的概括而已。在《俞心樵狱中日记——2001年7月17日》文章中俞说得很清楚:“我的大量的难以公诸于众的讲话或论述,早已被某些知情者命名为‘俞心樵思想’或‘俞心樵主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上个世纪的整个90年代,我的‘并不规范’的理论体系已经为数百个勇于斗争的男女青年提供了‘灵魂的阵地’……”没有类似朱其、闻松的一些人的吹捧,他会说“俞心樵思想”和“俞心樵主义”吗?何况“主义”就是系统化的主张,别人和俞自己认为俞的思想主张比较系统,那称为“主义”也不是不可以。而且文化界、思想界也没有任何人把他当作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他只不过是在他的文化小圈子中说说而已,在圈子中的“自大”是有一些,你可以批评,但怎么能说是“自大狂”、“文化骗子”呢?更怎么能说是“伪造”简历呢?朱其的简历也有“批评家”称谓,但朱其有什么艺术批评理论体系?现在又被闻松誉为“艺术批评第一人”,朱其又没有公开对这种明显的吹捧表示反对,还与闻松打得火热,是不是欣然领受啊?那是不是也是“自大狂”、“文化骗子”啊?何况朱其明明前几年是助理研究员,去年才晋升为副研究员,却早已在简历上显示是研究员(正教授级),这才是真正的“伪造简历”、“文化骗子


更可笑的是朱其和闻松还要在微信群中逼问自称“思想家”俞到底有何思想创见及思想代表作,但朱其和闻松可能不知道,被人们称作思想家的鲁迅有什么哲学思想著作或文章呢?他的思想就是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中,人们主要是从其文学作品中了解其思想的。何况俞还是有专门许多反映其思想的文章(包括访谈)的,从其文章还是能够看出俞是有一定思想言说的,尽管不是原创,但毕竟有。


为了攻击俞的人格,朱其在文章的第四部分政治幼稚的信奉马列的好色的‘**斗士’”中说:那本‘文化复兴运动文献’成了他一个人的教主文献集。一共才27篇文章和访谈,他一个人就占了23篇。其他4篇别人写的文章,还是因为文章中不断提到他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教父’。小册子最后附有俞的诗歌和年谱,这个文学群体的其他诗人、作家的文学作品一篇也没有。显然,俞表现出极其自私的制造个人崇拜,将整个群体的其他诗人的作品均予以屏蔽,这本显得十分卑劣的水平业余的运动文献,居然没有收入一篇其他成员的文学作品和简历。”


但文献是在什么情况下编辑成这样的?并不清楚,也没有引用其他成员的说法,就断言俞“极其自私”、“个人崇拜”、十分卑劣”,逻辑上说得过去么?


(四)朱其文章第四部分政治幼稚的信奉马列的好色的‘**斗士’”


朱其想通过有关俞“组党”事件的道听途说传闻,攻击俞的人格。


本来,俞等人不管是出于什么直接目的而履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组党”却遭到拘捕打击的事件,本是值得人们深切同情的。但朱其却一再嘲笑俞是“幼稚的政治妄想”,且不忘通过江湖传闻攻击俞的人格:“数年前,江湖上即有关于俞的绯闻,说俞在组党期间拿党费涉黄活动云云,有些情节之描述,简直**当年的总书记向忠发都自愧不如。”但这没有提供人证物证的江湖传闻怎么能用于说明俞的“人格卑劣”?


不仅如此,朱其还攻击俞作为///崇拜**并赞赏马列主义”:“在《文化复兴运动文献》中有一篇俞在1997年的访谈‘要为真理而斗争’,不仅标题即是当年**的话语,俞在访谈中却称,他是赞赏马列主义的,粉丝们敢相信吗?可能社会上很多人没有看过这篇访谈,通篇充斥着极其幼稚的高中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常识。”“在1995年8月4日的《清华园问答》的访谈中,他毫不讳言对列宁、毛**的推崇:‘某种程度上,列宁、托洛斯基、毛**的这样的政治家,是有诸多可敬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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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首先,要为真理而斗争难道仅仅当年中/共的话语吗?中/共荒谬地用过,难道就不能再做正常的有意义的使用吗?


其次,俞说“我非常赞赏马列主义的上下文是这样的:“真理是人类意识与客观物质的高度统一,是在‘爱’的旗帜下对世界的完整认识和把握,但这统一,我认为还是应当偏向于精神而不是统一于物质。所谓人类意识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这是对真理的次要发现。我非常赞赏马列主义,但我反对庸俗的唯物主义,包括庸俗唯物辩证法和庸俗唯物史观。”显然,俞说“我非常赞赏马列主义是针对马列主义的“人类意识与客观物质的高度统一”的唯物主义哲学真理观而言的,他说“我反对庸俗的唯物主义”,就是为了别开荒谬的政治实践对马列主义的哲学真理观的曲解,那说“我非常赞赏马列主义有什么不可呢?


其三,俞在前面的访谈答问中还说:“这的确很奇怪。我与你正好相反,现在我对马列主义抱有更大的兴趣。……直接地说,如果没有斗争的实践,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诗意,就不可能透过错综复杂,矛盾丛生的社会现象揭示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本质联系。只有当你发现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你才可能进行本质的抒情。”显然,在这里,俞是从马列主义的“斗争”哲学(本质是矛盾哲学)追求诗意的角度“对马列主义抱有更大的兴趣”的,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矛盾哲学仅仅只能作为某个集团的荒谬政治实践用吗?


其四,俞的某种程度上,列宁、托洛斯基、毛**的这样的政治家,是有诸多可敬之处的”这段话的上下文是:“(俞回答蓝芬的提问)……‘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斯人就是诗人,这诗人要付出高代价,必定要付出高代价,否则太可疑了,某种程度上的列宁、托洛茨基、毛**这样的政治家是有许多可敬之处的,像比利时国王面对‘精神国王’梅特林克时的真诚而谦恭的态度,而像当今捷克总统哈维尔这样的人物,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历险的主要力量仍然来源于诗歌精神。什么是诗歌精神?我已经说过,那就是创造、斗争、团结、乃至牺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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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下文看,俞所说的“可敬之处”显然是针对政治人物能够在一定时候一定程度地礼遇、尊重诗人的“诗歌精神”(文化精神)而言的,完全不是针对朱其所指的政治人物的“政治精神”而言的,这有什么不可呢?难道那些政治人物从生到死、从头到脚都是恶而毫无“文化精神”么?多么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


其五,1990年代文化界对毛的认识与新世纪应该不可同日而语,那朱其居然还在2005年4月30日—5月29日广东美术馆主办的“毛**时代美术(1942—1976)文献展”研讨会上以及《延安文学》2006年第4月发表了推崇“毛的现代性”的荒谬文章《毛时代的视觉文化和现代性》,又如何说?朱其反思了没有?


最让我无法容忍的是,我在“艺术刀客”微信群中本来及时指出了朱其的错误的一段话,他居然还要拿来攻击俞:“同一篇访谈中,回答有关卡尔-波普的哲学时,更是表现出令人惊愕的哲学无知!俞显然不懂西方现代哲学,他只是用高中哲学课本里的所谓物质和意识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普及知识,来回答问题,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波普的哲学怎么会是讨论物质和意识的界限问题,这只是高中课本马列小册子的知识。一个自称文艺复兴运动旗手及思想家,就是这种高中哲学水平。早在80年代后期,即便博览群书的文学青年,都已经在谈新马克思主义、法国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卡尔-波普的证伪哲学,知识背景早就更新了,超前一点的,1990年代初就在读台湾版的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了。俞在1997年还在谈这种低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及高中水平的对卡尔-波普的胡说八道的理解。”


先看俞有关访谈的有关上下文。张渡问:“我们都读过一点卡尔·波普的东西。不知你对他在七十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是怎么看的?”俞答:“卡尔·波普对物质、精神和客观精神的论述是有价值的。他的这一对世界的三分法理论并没有混淆物质和意识的界限,并没有抹杀精神现象的区别和对立,那些权力化的所谓的马列主义者对卡尔·波普尔的指责是可笑的。”

朱其——“文痞批评”第一人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我当时发微信提醒朱其:@朱其不在这里/不过,从你提供的俞的对话文本图片看那段话看,俞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说成:‘物质、精神和客观精神’并没有错,以及说波普尔的‘对世界的三分法理论并没有混淆物质与意识的界限,并没有抹杀精神现象的区别与对立’大体上也没有问题。//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一部分,它确实是要解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具体说是要解决客观物质世界与科学认识以及客观科学知识的关系(相互作用)问题(这就涉及了“物质和意识的界限问题”)。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不仅仅是‘证伪主义’理论。//所以俞的回答显然不是指我们一般所说的物质与意识的哲学知识。//而俞接着说这句话‘那些权力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对波普尔的指责是可笑的’,是有点唐突或说跳跃(毕竟是对话,不一定那么严谨),但内在逻辑还是有的。因为波普尔批判马克思主义不仅仅用了证伪主义理论,还用了‘三个世界’理论,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波普尔就有用科学知识的增长不可预测,而科学知识对世界的作用也就不可预测,从而认为社会发展形态也不可预测,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而且对话毕竟在谈波普尔,那么引出那句话也应该算是有上下文语境。//没有读到俞的对话全文,这只是从你提供的图片中的文字分析。如果看了全文有矛盾,希望朱其兄指出,我就马上纠正。没有关系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时朱其居然还要狡辩:@吴味/我觉得你的质疑,有时候有点文不对题,或钻牛角尖。”“@吴味/我从……没有说过俞的问题是关于三个世界,我只是说,用意识和物质的界限关系去理解波普是高中水平,所以我说你的质疑有点文不对题。”“@吴味/你这就是一个关公对秦琼的质疑,我在说俞用物质和意识的界限问题解释波普是幼稚的,你非要说,俞说的三个世界没错啊,波普是提出三个世界啊。你不觉得自己都没好好看我文字,就文不对题作出关公战秦琼的质疑吗?”“@吴味/如果我说,太阳围着月亮转,并没有抹杀人性是善或恶的界限,这样低级而狡猾的忽悠性回答,也值得你去写一千字为他辩护说,太阳围着月亮转他说的没错啊,这是你有问题、还是俞没有问题?”“@吴味/你什么地方针对我的问题了,我们讨论是同一个问题吗?我的文字里有三个世界这四个字吗?你再去找找看。”“我是觉得你逻辑和语文都没有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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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批评家居然连俞的话及其上下文以及我的针对性分析都看不清楚(或有意曲解)。首先,朱其的文字是没有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四个字,但张渡的提问是直接针对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科学哲学,而俞的回答就是直接针对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回答,朱其的话显然表明他不明白俞的回答的针对性;其次,俞的回答既符合张渡就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提问,也符合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本身,那朱其说俞“用意识和物质的界限关系去理解波普尔是高中水平”、“用物质和意识的界限问题解释波普是幼稚的”,岂不是胡说八道吗?我的提醒微信哪里是“文不对题”、“关公对秦琼”呢?到底是谁有问题?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朱其根本就是对波普尔的哲学一知半解,以为波普尔的哲学只有“证伪主义”科学哲学(波普尔的历史哲学也用证伪主义方法论),对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科学哲学完全陌生,所以才对俞用意识和物质的界限关系去理解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完全不理解,误解为是针对波普尔的证伪哲学,所以认为是高中水平”。尽管俞对波普尔的哲学可能了解并不多,但显然高中生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波普尔哲学修养的。而朱其对波普尔哲学就这种认识水准(连错误我指出了,他还认识不了),那恐怕是连高中水平”都没有了!也不知道他的“博士”是怎么读的?别人都指出了错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朱其至少应该去搞清楚以后再来攻击俞也不迟吧,但朱其就是要如此狡辩,如此不管三七二十一、原封不动地用来攻击俞,世上还有这样强词夺理、不知知识廉耻的批评家么?


可见朱其为了攻击俞,已经到了完全“奋不顾理”的地步。


(五)朱其文章第五部分作为基督徒的‘色戒’案”


朱其想通过认定俞的“强奸案”不是“政治迫害的冤狱,来攻击俞的人格——政治撒谎和作为基督徒的淫乱。


朱其对俞的“强奸案”不是“政治迫害的冤狱的认定方法与闻松长文第二部分基本一样,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所谓“证据”和推测,这在法学上根本不足为凭,请读者参阅拙文《文痞闻松的“莫须有主义”》第二部分,不再赘述。


而朱其攻击作为基督徒的俞的道德:即使假设上述强奸案不成立,事实上,俞的好色及其淫乱活动在当时的诗歌江湖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1993年受洗基督徒之后,俞的淫乱活动并未停止。诸如,强奸案中的当着女友的面同另一女人做爱,并非只此一件。组党的半年内,江湖上后来传,俞用党费找小姐。出狱后,如本文开头所述,见女色就显轻浮形状,动手动脚,甚至慷慨激昂的对时代政治的发言都可以立刻中止,离开进行一半的会议,去陪美女吃羊肉串,这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

朱其——“文痞批评”第一人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但首先,如果俞的“强奸案”的“冤案”不能排除的话,所谓“当着女友的面同另一女人做爱的淫乱就不能肯定,而可能是一种私生活,而私生活不危害公德;其次,俞用党费找小姐完全是道听途说,不足为凭,且找小姐在伦理意义上主要是一个历史性的私德问题(非针对我们的法律而言),许多国家还是合法的,并不特别危害公德;其三,朱其所说的其它逢场作戏的生活琐事更不危害公德。


相反,朱其如此公私领域不分,不断攻击别人的私德,居心何在?


(六)朱其文章第六部分在美术界以曾经的‘**斗士’招牌的文化忽悠”


朱其想通过认定俞放弃诗歌和政治转而“忽悠”美术圈,来攻击俞的人格(朱其居然将俞的名字都弄错,该部分一开始就说俞改名而“俞心焦”到“俞心樵”,而实际上俞心焦”只是“俞心樵”的笔名,并非俞改名了)。


但首先,说俞因为觉得在诗歌江湖无望胜出而放弃诗歌,那简直是胡说八道,俞一直都在写诗,且去年还获得了意大利检察院和国会联合颁发的“文学奖”。而且,似乎在朱其的心里,诗歌写作只是为了诗歌江湖的利益胜负,多么庸俗的诗歌功利主义。朱其——“文痞批评”第一人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其次,朱其说俞因为觉得在政治江湖无望胜出放弃政治,依据是俞在**见面会上的演讲说“放弃党魁身份”,但俞的原话及上下文是:“由于我的非暴力天性和我对自由、尊严以及独立性的高度需求,我已经放弃了政党党魁的身份,已经不再介入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我回到了几乎与生俱来的文学和艺术本位。我认为,人格和文化上的自我建设和自我完善,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更深刻的一种政治。这种政治将是温情而芬芳的。如果激烈的抗争仍然不可避免,我将站在个人立场上继续抗争。我相信,当面向极权主义的抗争落实到每一个自觉的个体时,具有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才是可以预期的。我已经完完全全退回到我自己身上,我已经退无可退。”


但这怎么会是“放弃政治”呢?他只是放弃了“组织(政党)政治”的政治(他的政治组织完全无法行动,不放弃又如何?),而转向诗人个体意义上的他认为的更高的“文化政治”的政治,而且他还说“如果激烈的抗争仍然不可避免,我将站在个人立场上继续抗争。”又怎么能说是“自白书”、“投名状”“违背政治伦理的背德行为”,以及进一步引申为盲流诗人的赖皮、文学社教主的自我吹嘘到短命党魁的政客式的背信弃义,完成了教主式人格的合体呢?朱其又是完全不顾上下文的断章取义、指鹿为马。而且,似乎在朱其的心里,政治行为只是为了政治江湖利益胜负,这又是多么庸俗的政治功利主义。


再次,关于俞在“艺术与人权”展上的“抢戏式”表演、在**见面会上的发言到处宣传之事我在批评闻松文章的时候已经分析过,不赘述。关于俞获得意大利检察院和国会联合颁发的‘文学奖’”一事,朱其嘲讽:这个奖至多是一个‘人权奖’,俞居然将其当作了不得的欧洲文学大奖到处发帖吹嘘。”但朱其抨击俞是“**败类”,那他怎么又能够获得本质是“人权奖”的“文学奖”呢?而且什么叫到处发帖吹嘘啊?自我宣传不行啊?


(七)朱其文章第七部分俞心焦的文化忽悠值得反思的两个问题


朱其想通过对此次“闻朱俞事件”的所谓反思,将朱其和闻松的文革大批判式的野蛮道德审判的文痞行为合法化。


首先,朱其说:这次最为恶劣的是,俞心焦等人将美术界的论争变成一种泼粪化的低端形式。把**内斗的各种卑鄙的政客手段带入了美术界,比如造谣中伤、谎言连篇、谩骂龌龊之语。几乎看不到俞心焦一篇像样的回应文章。


但令人遗憾的是朱其(闻松也一样)作为应该以理性文字立命的批评家,不仅长时间参与了微信的恶骂(闻松尤甚),而且写的所谓批评文章,也是为了把俞的人格批倒批臭而不顾事实证据与逻辑的基本要求,道听途说、东扯西拉、七拼八凑、断章取义、连蒙带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取有利证据),乃至指鹿为马、胡搅蛮缠,创造了文革之后的文痞典范。面对这样又臭又长的文痞文章(闻松长文也一样),作为毕竟不是批评家的俞心樵要用严肃严谨的批评文章回应也确实有点为难,作为诗人和画家,恐怕还有些不屑吧。朱其——“文痞批评”第一人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朱其与闻松(右)


其次,朱其所说的第一个问题——“批评家能不能讨论私德?”朱其说:关于强奸犯的事情,最近美术界还有另外一个怪论:‘一个坏人受法律制裁后,他已经付出代价了,就不能再事后将他的坏事作公共讨论。’关于强奸犯的事情,最近美术界还有另外一个怪论:‘一个坏人受法律制裁后,他已经付出代价了,就不能再事后将他的坏事作公共讨论。’美国克林顿的莱温斯基案,国会弹劾了,克林顿也公开道歉了,但美国媒体至今还不断将莱温斯基案作为议题。”


是的,犯罪事件受法律制裁后是可以重新进行公共讨论的,但这种讨论是针对犯罪事件有关的一般公共道德问题,以期提升社会对有关的公共道德问题的认识,而不是重新针对罪犯的个人道德,让其再一次受到道德的谴责。所以克林顿的莱温斯基案,虽然美国媒体至今还不断将案作为议题予以公共讨论,但其目的和事实上并不是不断谴责克林顿的个人道德,而是讨论作为总统的个人道德在这方面应该怎样注意,社会应该怎样监督,等等


罪犯受法律制裁后,社会确实不能再次、更不能反复给予罪犯道德谴责,这是法治社会的伦理原则,因为法律制裁就是对罪犯的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包括道德危害)进行公平公正的衡量后而让罪犯一次性付出的补偿社会的代价,如果再次、甚至反复给予罪犯道德谴责,那实际上是让罪犯付出了超过其犯罪危害应该付出的代价,而这是不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律制裁结束后罪犯的犯罪具体情况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就变成了“不是隐私的隐私”的原因,因为在一般社会生活中重新公开暴露别人以前的犯罪情况,就会引起别人(包括后来不知道情况的人)对其另眼相看,而不利于他的社会生活,这无异于让他再次受惩罚而付出代价,此时随便重新公开暴露别人以前的犯罪情况同样是侵权。


朱其(闻松也一样)显然分不清针对犯罪事件重新进行社会公共道德讨论与重新进行该罪犯个人道德讨论的区别,它有关道德与法律、公德与私德的讨论混乱一片。他对俞的“强奸案”的重新讨论完全是为了攻击俞的道德,尽管是通过讨论俞将强奸案“造谣”为“政治迫害”的方式,但朱其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政治迫害”是造谣的情况下,就大肆借此攻击俞的道德和人格,并将俞的道德和人格一以贯之到现在,仿佛要让俞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怎样恶劣行径?!对这种恶劣的道德攻击的抵制与“私德绝对主义”有什么关系?


更为恐怖的是,朱其说:尤其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一切道德行为,更不属于私德范畴,而是上帝面前的公德。为何对一个教徒的道德要求更高?因为受了洗,皈依上帝,就等于将自己一切置于公德化的监督之下,从此基督徒的一切德行都属于上帝眼睛注视下的公德。这是完全取消了宗教人士的私德领域,那以后基督教徒的吃饭喝水阿屎拉尿睡觉做爱……的私德领域行为,都必须受到社会的公开道德监视,岂不恐怖?难道朱其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观念都不懂么?那朱其攻击俞作为基督徒的那些所谓缺德行为能够成立么(见前述)?


再次,朱其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为了反专制是否一切违背道义底线的事情都是值得容忍的代价?”朱其说:中国社会目前有一种对政治改革和民主推进的绝望情绪,甚至正在出现一股潜意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想法,即认为只要有助于推到专制,可以允许一切手段,甚至可以接受**人士的一些败类行为。


为了革命的崇高诉求而可以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确实尤其需要警惕,因为我们近代以来有其深重的历史教训。朱其说:俞这种人已经抹黑了**的形象,而且作为一个基督徒,搞淫乱活动,撒谎,龌龊之语、造谣中伤,他的人格已经完全不配从事**。”将人们没有像他和闻松那样攻击俞或一定程度地接受俞,说成是中国民/运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包括潜意识),这种说法(包括对俞的攻击)完全不能成立。人们从朱其的认证中看不到俞搞民/运多么地不择手段(前面都有论述),相反,朱其对俞的人格的攻击,倒是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做派,以为为了揭露俞的所谓假丑恶的所谓真善美目的,就不顾方法的科学性和正义性。当然,这只是表面形式上看,实质上,作为被闻松誉为“艺术批评第一人”的朱其,批评方法如此拙劣,又如此不顾“批评底线”进行道德攻击和人格诋毁,那仍然是目的和方法都不顾正义的“莫须有主义”,比闻松更为恶劣。


以上我对朱其长文的文痞事实择重点进行了详细批驳。文革之后,在艺术界、乃至文化界我还没有见过像朱其这样的如此登峰造极的长篇文痞文章恐怕文痞闻松也自愧不如吧其文之痞(还表现在微信)不仅反映出此次他对俞心樵攻击的邪念动机,也反映出他的人格修为的深度缺陷,还反映出他的许多文化观念的腐朽——如他不断以“小市民”、“农民工”、“小地方”、“三线城市”、“小艺术家”、“低学历”、“流浪诗人”等对批评对象进行嘲弄所反映出的“出身论”、“身份论”、阶层论”、“学历论”、“血统论”等文化观念,创造了“文痞批评”的极致。以至于闻松所谓的“艺术批评第一人”——朱其,原来不过是“文痞批评第一人”。而(当代)艺术批评自“鲁虹事件”以来的一系列恶劣的文痞现象到此次闻朱俞事件也已登峰造极。清理这种文痞,扭转艺术批评生态的极度恶化,刻不容缓;而艺术批评界自己更应该责无旁贷,不然以后还有何面目再谈批评?


2016年11月12日定稿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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