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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绪林的自杀与梁漱溟的“生命的厚度”  

2016-03-06 13:43:40|  分类: 社会文化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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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绪林的自杀与梁漱溟的“生命的厚度”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江绪林

江绪林的自杀与梁漱溟的“生命的厚度”

吴味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青年学者江绪林博士在《生命的厚度——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札记》一文中认为,历史学家高华的中国现代政治(主要指其中的“红色政治”)历史叙事无法显示出梁漱溟那样的丰富的“生命的厚度”。我以为这种比较完全是一种错位。高华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本身是通过一个研究毛**的很少人采用的独特角度——即“权力争夺”——来展开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恰恰是把握了中国政治现代史那种与传统一脉相承的最本质的东西。在这方面,梁漱溟完全无法望其项背。严格说来,梁漱溟还不是一个现代学者,思想还没有完成现代转型,他那一套建立在儒道佛“肯定主义”基础上的新儒家思想是揭示不了中国政治现代史的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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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高华

江绪林认为梁漱溟对中国政治现代史的认识体现出了丰富的“生命的厚度”,这是因为,梁漱溟一方面认为,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中国人物,其理由有二:“其一、毛**没有任何凭借,十五六岁还在韶山乡里种地,光身一人创造了一个新中国,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其二,梁漱溟在1949年在重庆接触过解放军,发现在四野(林彪)、一野(彭德怀)和二野(刘伯承)部队间有冲突和摩擦,特别只有林彪的部队装备精良,而其它部队则很穷,还很担心共产党军队天下未定就开始内部争夺了,但事实上毛**却把军队治理得服服帖帖。”(江绪林《生命的厚度》,《共识网》读书栏目2012年2月6日文章)。另一方面又认为,毛**晚年“什么事儿都揽在他手里头。到了晚年就不行,到了晚年人就糊涂了。这个时候旁人没法救,因为他的威望太高了、太大了。那个‘四人帮’实际上还是他引出来的。…毛主席的话就是法制、大家都是在被动,几乎就是他一个人在那儿动。大家跟着走……”。另外还认为,苏联(包括东欧、古巴、柬埔寨和越南)出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变态,不是按照社会自然发展出来的,因为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历练;赵紫阳出任总理等政局变动是朝向民主、法制化的积极进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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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然而毛**式的“雄才大略”古代开朝皇帝几乎都有,出身卑贱的开朝皇帝不都是光身一人创造了一个新朝代吗?不都是把派系争斗的军队治理得服服帖帖吗?而毛**的晚年的“昏聩”,多少皇帝不都是这样吗?而“昏聩”的原因梁漱溟认为是因为毛**晚年糊涂了,他的威望又太高、太大,什么事又都揽在手里,别人没法救。这让我感到梁漱溟藏否历史人物完全依据的是个人能力(谋略)和人事得失、而不是文明价值,完全是成王败寇那一套,无非是说毛年轻时能够驾驭权力成就霸业,而晚年他糊涂,无法很好地驾驭权力而瞎折腾。而这一套成王败寇政治的最核心本质就是反文明的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而从“权力争夺”的角度而言,毛**的晚年像历代许多皇帝一样,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昏聩”过,他的“瞎折腾”表面上是他“昏聩”,其实恰恰是其权力争斗的需要,是其“英明”的表现,要不然毛的晚年的威望怎么会“太高、太大”?尽管其权力结构最终崩塌,但这只不过是传统的“权力争斗”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传统的“权力争斗”的逻辑从来就是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打江山时人心齐,权力容易驾驭,而坐江山则相反。这本身与权力结构有关,而与人是否糊涂(昏聩)没有本质关系。而这种反文明的传统“权力争斗”在文明史不存在“伟大”与“昏聩”的问题,都没有意义。梁漱溟对毛的评价完全没有超越“权力争斗”的传统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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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批斗

而梁漱溟认为苏联(包括东欧、古巴、柬埔寨和越南)出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不是按照社会自然发展出来的“变态”,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历史叙事。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然”的过程,而是人的各种力量——也可概括为善与恶两种力量——争斗的过程,而这种善与恶的争斗在传统社会的政治历史中基本异化成主要导致恶的“权力争夺”,以至于恶的“权力争夺”既是传统政治的主要内容,更是苏联政治现代史(红色历史)的主旋律。而梁漱溟看不到苏联不能经过资本主义的历练的“变态”正是苏联政治现代史无法摆脱恶的“权力争夺”的历史逻辑、从而无法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果(中国政治现代史也一样)。

另外,梁漱溟认为赵紫阳出任总理等政局变动是朝向民主、法制化的积极进展,更是没有穿透中国当代政治历史的迷雾。事实上,中国政治到现在都没有向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实质进展,政治文明还时有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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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毛**

所以,梁漱溟的历史叙事所显示出的所谓“生命的厚度”,不过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博学而又囿于传统文化混沌思维的反映,其新儒家思想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在根本上是似是而非的。这种混沌的博学不会让梁漱溟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新思想和对现实政治的洞察力。它只会把复杂的中国政治认识得混沌一片。而江绪林居然肯定和欣赏梁漱溟以所谓的“生命的厚度”将其对毛**的雄才大略、昏聩独裁的认识与其对民主、法律的认同以一种可信而毫不冲突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叙事方式(本质上不可能不冲突。不觉得冲突正是因为思想的混沌),以此批评高华的历史叙事在生命(思想)上的单薄,这还是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混沌,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貌似博大、深刻、超拔、实则混沌、虚无的气象,无法建立超越传统混沌的现代学术叙事方式。实际上,高华在中国现代政治的历史叙事中需要的不是那种基于儒道佛等传统文化学养的所谓“生命的厚度”,而是现代政治学(尤其是其中的权力政治学)的观念与方法论,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而不是传统文人的诗学写作——这种感觉化的诗学写作最容易陷入传统文人的英雄崇拜——背后的实质是权力崇拜。所以,高华能够从一个独特的、尚属禁区的角度——即“权力争夺”角度,揭示中国政治现代史的某种本质——这种本质也许是主要的,它是中国政治文明没有实现现代转型的主要表现。而梁漱溟针对中国政治现代史只能以其所谓“生命的厚度”混沌地得出“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恐怕还是毛/泽/东”这种毫无文明史价值的结论。

令我深感困惑的是,江绪林如此欣赏梁漱溟的那种儒道佛的“生命的厚度”,却为何还要自杀呢?也许他自杀的原因很多,但在精神上,面对中国当代政治的深重困境,是因为对无法建立梁漱溟那种能够坦然面对困境的“生命的厚度”的绝望呢?还是因为已经深感那种“生命的厚度”对政治困境叙事的无力、而终于超越到了新的现代历史叙事层次,并由此深刻领悟到了对现实政治的绝望而寻求精神超越呢?我希望是后者,因为江绪林毕竟是有基督教信仰的现代学者,超越儒道佛的历史局限而深入到现代文化的境域是可能的。而在现代文化意义上,对于某些思想者,自杀常常是对某种精神境界的像飞蛾扑火一样的最后一跃。

2016年2月2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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