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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味的博客

批评就是自由

 
 
 

日志

 
 

2016年06月18日  

2016-06-18 09:52:13|  分类: 社会文化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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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18日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杨绛与钱钟书
 

极权之下无消极自由吗?

吴味

 

最近,“杨钱问题”(指杨绛与钱钟书的“不争”文化人格涉及的问题)引发了关于“消极自由”的争论。有许多人认为杨、钱的“不争”是一种权利,是一种消极自由;但也有不少人否定这种观点,如:


作家宋石男说:“极权之下无消极自由,故极权之下沉默不是一项现实权利,尽管可能是一项范围相当有限的现实选择;而在正常社会,沉默当然是一种公民权利,但若选择了做知识分子,你就有不沉默的道德责任。”(宋石男《沉默在何时、对何人不少一种权利?——我看徐贲与张鸣之争》,《四一哥》公众号201663日文章。)

2016年06月18日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艺术批评家王南溟也说:“中国只能用强权与奴役来分析,而不能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来分析。”“至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社会形态是私有制,而社会主义奴隶制不是。”“消极自由的目的首先不是要保护人的自私,而是防止公权滥用。自由主义的这种理论与实践被法律条款化以后,一般就不需要用消极自由一词,只是把它当成法律的基本权利应当不能侵犯。”“倒过来讲,不能制约公权的所谓的消极自由都不在“权利”保障范围内的自由。”(发在《鳌湖艺会》群的微信)


微友树上男爵(艺术家卯丁)也说:“……理性思辩下来是这样子的。自由本身就没有,谈何积极消极?”(同上)

许多人也有类似观点。

他们的观点概括说就是:极权之下无消极自由的权利,也无积极自由的权利。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涉及了当下社会人的某种存在方式(如“不争”)的合法性问题,需要深入讨论。

2016年06月18日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我以为,“极权之下无消极自由的权利”的观点是从法学而言的,具体来说是从社会的普遍性的法治现实状况而言的,因为在极权专制社会由于公权力过大,导致个人的权利无法保障,这里的“无法保障”既是指在法律(如法律不完善、甚至恶法)上,更是指司法现实上,由于在法律和/或在司法现实上(主要是现实上)不能保障“不做什么”的消极自由,所以认为消极自由不是一种实际上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极权之下无消极自由的权利”,当然有一定道理。


但是,我以为,消极自由的“权利”不仅应该从法学上谈,而更应该从伦理学上谈。自由作为自由主义的概念其终极依据显然不是法学,而是伦理学,伦理学本身就是法学的内在依据。自由是对生命的终极价值而言的,法学是对自由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规范,它无法构成自由的终极依据。从伦理学上而言,自由——无论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作为人的一种“权利”,在自由主义看来,它来自于终极(上帝),即所谓“天赋人权”,它不是后天法律赋予的,而是上帝赋予的,天生就有的。正如微友树上男爵的微信引英国学者戴雪所说的:“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与自由产生宪法。”

2016年06月18日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那么,无论民主法治社会,还是极权专制社会,从伦理学上说,每个人都是生来就有自由——包括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权利”的。从法学上看,虽然在极权专制社会,由于权力不受制约,它可能剥夺人的天赋自由权利,但这个“剥夺”是相对的,首先在法律上无论多么极权专制的国家都不可能绝对剥夺人的自由——即法律上不可能将所有的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尤其是前者)都规定为非法,而在今天无论哪个国家法律对自由的规定反而一般都比较好(中国也不错。尽管还很不完善,尤其在实施细则方面。我们主要是法律实施不好。)其次在具体司法现实上也无法绝对剥夺人的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的权利(尤其是前者)。所以,在极权专制社会,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司法现实上,尽管被侵犯的程度有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从来就没有被完全剥夺过,即使在古代极权专制社会也是如此,就是现在我们许多人不也在“合法地”对不合理的公权行为不合作(如对人大代表选举不投票)(消极自由)或“合法地”抗争自己的权利(积极自由),而没有遭受打击吗(尽管很多自由行为遭受了打击)?怎么能说极权之下在现实上完全无消极自由的“权利”呢?这本身就说明“天赋人权”是剥夺不完的,没有任何权力能够大过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力量本质上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现代社会的发展使极权越来越无法与上帝抗衡。此其一。


其二,天赋人权在现实中可以被权力剥夺(对整个社会而言只能部分剥夺人的天赋权利),但在伦理之道中永远无法剥夺。那么,在极权专制社会,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的“权利”履行即使遭受权力打击,但就伦理学上的天赋自由权利而言,不能因为遭受权力打击,就认为它不再是“自由”的“权利”。否则,我们现在的抗争(积极自由)或不合作(消极自由)的自由行动就没有任何合法性,就是不道德的。这不正给极权对自由的打击以“合法”借口吗?

2016年06月18日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其三、即使某种“不做什么”的选择是考虑到“做什么”的积极自由的风险(如权力打击风险等)而“被迫”做出来的,那也不能认为这种选择不是消极自由(权利)。因为“做什么”的积极自由在伦理学本质上是针对恶的,而恶总是危险的,所以无论在什么社会积极自由都是有风险的(不仅仅是权力制造的风险),只不过对于某些积极自由(如争取民主的政治行为)在极权专制社会风险更大。而消极自由是针对积极自由而言的,它本身在伦理学本质上可以说也是一种规避积极自由的风险而选择的保护自我生命的行为。保护自我生命在终极善的伦理上是合法的,因为它毕竟在保护生命,尽管是自己的生命,任何生命都是宝贵的。何况还可能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权宜选择。只不过对于拓展生命空间的“做什么”的积极自由来说,那种保护自己的生命既定空间的“不做什么”行为比较“消极”而不崇高(但不恶劣、而只平庸)而已,所以才叫消极自由。这个时候,不能因为它是为了回避风险(如意识形态打击)的“被迫”选择,就认为它不是消极自由;相反,应该认为,正是因为它是为了回避风险而保护自我生命,符合终极善的伦理,所以才是体现了天赋自由权利的消极自由。因为,人的自由意志之所以是自由意志本来就是既可以选择承担风险的“崇高”的积极自由,也可以选择回避风险的“平庸”的消极自由的。


在这个意义上,杨绛与钱钟书的“不争”当然是消极自由,是他们在终极善的伦理上的天赋自由权利,当然如果主动迎合集权意识形态则是另外一回事。我批评“杨钱问题”,是批评他们的平庸文化人格被过誉的社会价值颠倒现象,而不是否定他们的“不争”是一种消极自由的“权利”;是倡导“争”的“崇高”的积极自由,但并不是倡导将“不争”的“平庸”的消极自由予以“非道德化”而加以抵制(参见拙文《自由与自欺——从杨绛先生的“不争”说起》和《“杨钱问题”与价值启蒙——回古尧先生》,“问题主义”公众号201662日和65日文章。)


何况还有一种情况是,某种“不做什么”的选择不是因为回避“做什么”的可预料风险的原因,而是因为考虑到“做什么”的“无意义”及其可能导致的不可预料风险的原因,因为“做什么”针对不同的人永远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且任何“做什么”的后果并非绝对确定的,种豆不一定得豆,就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风险。所以,就可能有人不认可“做什么”的积极自由而选择“不做什么”的消极自由。这个时候消极自由就更符合终极善的伦理,就更是消极自由的“权利”了。

2016年06月18日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其四,任何社会其民主自由与专制极权的程度都是相对的,也没有绝对的民主自由,没有绝对的专制极权,民主自由是一个永恒的过程。那怎么能够以民主自由与专制极权来区分有无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呢?如言论自由,无论民主自由还是专制极权社会,都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那要民主自由到什么程度,对某种限制言论自由的公权行为的“沉默”或“抗争”才算是一种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呢?


所以,个人的自由权利根本上不能以社会的民主自由或法治与否来认定其有无及其性质,而应该根据伦理学价值来认定。如果不顾“不做什么”可能在伦理学上的合法性,认为“极权之下无消极自由的权利”,即以极权社会没有任何现实法治的权利保障(这也不全对。见前述)来认定所有“不做什么”都不是消极自由的“权利”(当然也就不认可“做什么”的积极自由的“权利”),那在极权社会的人只能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非道德地反抗。这必然导致伦理学上的道德专制,进而可能导致针对消极自由的“多数人的暴政”以及“彼可取而代之”的“以恶制恶以暴制暴” 的“少数人的暴政”了,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新的极权。


我们再来看王南溟举的两个消极自由的例子:


1、伦敦政府有一地下管道通向另一处的中间,正好要经过一住户,如果不从这一住户通过的话,要绕很大一圈,而那家住户是个老太,她偏不同意迁走。政府发出舆论,希望大家参与讨论,能说服这位老太,举数字说明如果老太不同意,那公共财政将要浪费多少。结果政府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公众的嘲笑,说做老太思想工作是极其可笑的,老太不搬没有人有权利(不是权力)可以干涉她的。


2、在纽约,一个学生在煤气炉上煮着东西,没带钥匙不小心被关在了门外。考虑到着火的危险,他马上打了救火电话,救火队来后发现从隔壁邻居家进这个学生家里比较方便,救火队就跟那邻居商量,偏偏那邻居死活不肯,救火队没办法,只能从一个艰难得多的地方爬上去进了这个学生的房间。隔壁邻居不愿意帮忙,消防队也不抱怨,自己另想办法克服困难自己解决问题。也没有人会去骂这样不友善的人。

2016年06月18日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这两个确实是西方社会中履行自己的消极自由权利的例子,但这两个例子只能说明消极自由在民主宪政国家是有法律保护的,并不能说明消极自由的“权利”最终来源于法律,由此也不能说明在极权专制社会就没有消极自由的“权利”。而且,两个例子都暴露了用法律来定义消极自由的局限性。


在例一中,虽然老太不愿意搬走是她在法律上的消极自由权利,但她由此浪费公共财政在终极善的伦理上却是不道德的(如果迁走对她的生命自由危害更大,则是另外一回事),也是不利于社会(包括她自己)的进一步自由的,此时法律上的消极自由却是伦理上的“恶”(自由意志本来是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的),只是社会由于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的更大的恶,在无法两全的情况下,只好通过法律来宽容类似于她的这种小恶,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此时政府通过舆论宣传想说服老太的行为反而是不可笑的,而公众对政府的嘲笑才是可笑的,因为政府在充分尊重了老太的法律的消极自由权利的同时(政府只是发了舆论建议),还兼顾了更高的善,而公众只看到了表面的善的法律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太恰恰不应该去履行自己的消极自由权利,而应该去履行她的积极自由权利。


在例二中,性质一样,也只好宽容邻居的小恶(从同样浪费了公共资源来说,当然这个浪费更小),但如已经发生了火灾,救火队如果认为邻居家更有利于救火,为了公共安全,救火队完全可以不顾邻居不合作的消极自由的“权利”而强行进入邻居家,那这样是不是就说法治国家就没有在这种类似事情上的消极自由的“权利”可言呢?此时没有人会去“骂”(批评)这样不友善的邻居恰恰反映了公众对更高的善的麻木,同样是只在乎表面的善的法律权利。


两个例子都说明了法律并不能保证消极自由在伦理学上的合法性。由此可见,用法律界定消极自由的“权利”(和积极自由)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在终极善的伦理学意义上界定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才是更符合道德、也更符合人的真正自由权利的。

201665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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