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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自欺——从杨绛先生的“不争”说起  

2016-06-03 11:37:17|  分类: 社会文化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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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自欺——从杨绛先生的“不争”说起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杨绛先生

自由与自欺——从杨绛先生的“不争”说起

吴味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105岁仙逝,寿登昆仑,寿终正寝。许多人对她的去世更多的不再是哀伤,而是借此对她的学术和人格“盖棺论定”式的极力推崇,以至于不仅将她誉为文化大师(大家),还对她的“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文化人格推崇备至。这在网上引发了许多质疑。


事实上,文化大师不仅仅是学术大师,更是思想大师,是思想与学术的双重重大建构的人物,其学术是有思想的学术,其思想是有学术的思想。这里的思想当然是指有关人的存在(生存与命运)的思想。如果文化大师与思想无关,那还算什么大师呢?杨绛先生的学术(包括她的翻译与小说等文学创作)基本上是远离思想场域的,她与文化大师有什么关系?不仅如此,她的丈夫钱钟书先生也算不上文化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学术有什么思想可言?不过终生钻故纸堆,寻章摘句,探幽发微,但却都是一些无关生命痛痒的迁想妙得,他就是那种邓晓芒先生批判的典型的没有思想的学术。他们与鲁迅、胡适、梁启超、章太炎、钱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真正的文化(思想)大师何止相差霄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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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学人不是文化大师但只要名副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且倘若其文化人格孤标独立、超越群伦,那同样是值得人们推崇备至的。但杨绛先生的“不争”文化人格到底如何呢?从她的文化创造远离当代思想场域来看,其“不争”的文化人格就不仅仅是一般的不争名夺利——这当然是值得推崇的,但这不过是世俗物质层面的道德实践,本身境界并不高,许多文化人都能达到(况且已有严肃文献爆料,杨绛先生与其夫钱钟书先生在四九以后也不是完全“不争”名利的。)而且还事实上也有了思想的“不争”——我们看到杨绛先生的文化生涯无论是在五四、还是四九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她去世,与旧思想确实是“不争”的,其思想的道德实践与其夫一样最多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而已(同样有严肃文献爆料他们也绝非是完全独善其身的“无过”),而这思想的“不争”的文化人格那显然是不值得推崇的,因为,因为新思想的诞生都是与旧思想“争”的结果。


看来,杨绛先生文化人格也绝非孤标独立、超越群伦,完全与普通文化人一样,甚至还不如普通文化人,今天的普通文化网民为了自由常常还能够发出正义之声的。这样平庸的文化人格怎么能够被社会推崇备至呢?然而,中国社会的吊诡就在于杨绛先生的平庸文化人格却能够爆得盛名,仿佛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这正是网上之所以广泛质疑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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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这种质疑却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和质疑,他们认为:广泛批评(检验)杨绛先生的“不争”文化人格是一种“道德绑架”(道德审判),因为,在极权环境下,选择“明哲保身”也是人的权利;我们自己也未必做得很好,我们自己也可能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应该保留基本的人性,时代也需要更高的“宽容”;我们要警觉“过分道德”的极权方式;等等。


然而,批评杨绛的“不争”文化人格不是说她没有“明哲保身”的权利,也不是不宽容她对利己权利的选择,这在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法学实践中已经不是问题,而是检验这种文化人格本身的价值到底有多少,以及这种文化人格作为一种普遍性社会价值取向到底有什么问题。这实质上是求真。要知道“明哲保身”这种消极自由虽然也是一种权利,但也并非高尚。批评只不过为了搞清楚这种权利及其价值的本质,好让人们在未来在充分认识的前提下做出真正符合理性的选择。虽然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文化人格可能也很平庸,但这不等于我们就不应该批评别人已被推崇备至的平庸文化人格——尤其是在名人的平庸文化人格被社会推崇备至的时候,因为,批评别人已被推崇备至的平庸文化人格,不仅仅是批评别人本身(批评别人本身同样需要,自己也需要认识清楚自己的道德位置),还是在批评一种由张扬平庸文化人格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价值取向,这种对社会价值取向的批评在理论上针对了、现实中也会辐射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有这种价值取向的每一个人,所以它本身也是一种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不是说一定要直接针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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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

所以,对杨绛先生的这种批评不是对她要求“过分道德”的“道德绑架”,而恰恰是对她获得的过分道德荣誉做名副其实的归位和对社会道德的提升(尽管杨绛先生的过分道德荣誉不是自己主观要求的,但社会赋予她过分荣誉总是与她自己的表现有密切关系的。学人的道德荣誉不名副其实更会对社会价值取向产生不良影响);它不是没有基本的人性,而恰恰是人性的进一步复苏;它不是不宽容,而恰恰是在尊重个体消极自由权利的前提下的一种指向积极自由的理性反思。如果这种批评对“明哲保身”的权利选择者构成了一种道德压力,那这种道德压力也是在更高道德对比下的道德意识进一步觉醒的自我(内在)道德压力,它本身是自由意志进一步觉醒的体现,是自由意志之所以是自由意志而必须存在和必须自我意识到的内在压力,可以说是自由意志的自我施压,而不是外在的“道德绑架”的压力。


严格意义上说,任何自由关系中的批评,哪怕再严厉,都不能说是“道德绑架”。“道德绑架”是道德批评话语借助权力而形成的外在道德强制(包括恶法或不完善的法以及法律之外的权力强制),但在自由关系中,有自由批评就有自由反批评,它无法构成对任何人的自由意志的外在强制,也就无法真正左右自由意志的自由选择,何“绑架”(强制)之有?在这个意义上,在自由关系中,实际上也不存在什么“话语暴力”,因为哪怕是谩骂,也无法真实构成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外在强制,同样无法真正控制自由意志的自由选择。如果谩骂达到违法,法律可以保护;如果法律不能保护,那说明是恶法或不完善的法导致的权力强制,而不是谩骂话语本身的强制。所以把自由关系中的严肃批评(如对杨绛先生的文化人格的批评)当做“道德绑架”,是把“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在意识形态权力强制操纵下的“大批判”的真正的“道德绑架”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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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对文化人格的道德荣誉名不副实及其不良影响的批评最容易针对文化名人而发生,因为文化名人的文化人格更容易影响社会价值取向,这是文化名人本身因为其社会荣誉而必须承担的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人们借对杨绛先生的盖棺论定来批评一种“不争”的文化人格是很自然的事。


杨绛的“明哲保身”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已经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问题。虽然从防止多数人暴政(本质上是保护个体生命差异)的角度说,任何社会都需要个人权利的消极自由,但当一个社会的民主自由转型、乃至任何社会(人)的进一步自由更需要积极自由(争取)的时候,对消极自由价值观的普遍性推崇——将消极自由极端践行者(如杨绛夫妇)奉为道德楷模,就会引导人们普遍性地把消极自由当做积极自由来追求——积极地去做本质上不自由的不作为的事,而诉求人的进一步解放的真正的积极自由在人们的内心就会逐渐失去了它的道德必要性、甚至合法性,而只能被嘲笑和挤压而边缘化(今天中国的状况就是如此)。此时的社会价值观不仅是残缺的,而且还是颠倒的,这样的社会就永无进一步自由的希望。事实上,消极自由之所以可能,也是靠积极自由来实现的,杨绛之所以能够“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正是四九以来中国自由之士前赴后继的积极抗争导致文革后的国家法治进步的结果,要是在“反右”、“文革”期间,她能够公开说这样的话而还能独善其身、相安无事吗?要知道杨绛先生的丈夫钱钟书先生也是“不争”的,但却在“文革”并没有“不争”的权利,而“被迫”去翻译《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而投入“争”的行列的(不过也有严肃文献表明他也不完全是“被迫”)。所以,任何时候,消极自由都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否则社会无法进一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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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杨绛先生的“不争”的文化人格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它不过是我们的老庄的道家文化人格的比较地道的反映。道家向来是推崇“不争”的,但道家的“不争”实质上还是指向“争”的,它是追求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不争之争”的所谓极致境界,所以《道德经》要说:“不争,世莫与之争”,老庄学说与其它春秋战国诸子的学说一样本身不都是说与帝王家的吗?哪会真的“不争”呢?以至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被邓晓芒先生批评为“百家争宠”。杨绛先生的“不争”应该是深得老庄堂奥的,也所以,杨绛先生终得盛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也是很自然、也很容易理解的事。


但道家的“不争”实际上陷入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陷阱中。自我意识就是把自我当做对象看或把对象当做自我看的意识,就是自我把自己的生命(自由意志)对象化的意识,即自我意识是通过自我建构对象——自由意志对象化而建构的。当人无法超越性地把自我的自由意志对象化的时候,就可能把某种对象(尤其是权威对象)的意识直接当做自我意识,于是可能成为权威的恶的工具还以为是自我的自由意志的超越性对象化,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自欺”。道家为了对抗这种自我的“自欺”,就返回自我的自然本能状态,把自我的一种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无自由意志的自然本能状态当做自我的自由意志的超越性对象化,这实质上是另外一种自我意识的“自欺”。“自欺”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内在结构的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这种结构,所以康德说自我意识的“自欺”是人性的本恶。超越这种“自欺”的唯一办法就是反思和不断的反思(西方伴随忏悔),反思来自人的自我意识内在结构的另一方面,即人的自我意识不仅能够将自由意志对象化,还能够针对对象化的自由意志进行反思(将自我作为对象来审视)。但反思后的自由意志的下一次行动不等于就一定不会陷入自欺,但每一次反思就会让自我意识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如此就可能让自由意志向终极善(上帝)的方向不断地超越,人性也由此得以不断提升。所以对自由意志(无论针对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的反思和超越既是人生、也是人类永恒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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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杨绛先生的“不争”是一种对自我的自由意志缺乏反思和超越的“自欺”人格,那些对她的“不争”文化人格推崇备至的人与她一样,其自由意志被人的自然本能所压抑,在根本上是不自由的(当然这种不自由的“自欺”的自我意识还不会导致“平庸之恶”,上述第一种“自欺”才会导致“平庸之恶”。“平庸之恶”为什么无法绝对避免,就在于它源于人性的内在的“自欺”结构),我们说它是“消极自由”是从自由意志对这种“自欺”的自由选择意义上而言的(这也是法学界定的根据),而不是针对“自欺”行为本身而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批评——即反思杨绛先生的这种“不争”文化人格的更根本原因,这种反思也是这种文化人格的被压抑的自由意志得以解放和超越的必由之路。

2016年5月27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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