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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就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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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钱问题”与价值启蒙——回古尧先生  

2016-06-08 13:41:36|  分类: 社会文化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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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钱问题”与价值启蒙——回古尧先生 - 吴味 - 吴味的博客
 杨绛先生

“杨钱问题”与价值启蒙——回古尧先生

吴味

 

针对拙文《自由与自欺——从杨绛先生的“不争”说起》(以下简称拙文)对“杨钱问题”的批评杨钱问题”指杨绛及其丈夫钱钟书涉及的问题),深圳政治经济学者古尧先生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我的讨论都是针对古尧的观点,鉴于篇幅,原文不一一列出。)在此综合予以回复。

1、应该说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确实各有不同,且各有原因,做**还是做冯道确实由多重原因造成的,杨绛和钱钟书也一样,这是无法强求一致的。但正因此人的生命才各有大小不同的意义。而当下对某些历史人物生命的意义的评价既离不开当时的、更离不开当下的具体社会文化历史语境,评价的依据是其对历史的作用或者更本质说是对人的进一步自由的作用。这种解读必然呈现出不同的人其生命意义的大小差异性,不能做没有区分的“都有意义”的相对主义解读,更不能做意义颠倒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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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及钱钟书那种远离思想场域的“明哲保身”的平庸道德在今天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在自由意义上确实是不值一提的,问题是今天我们的社会还将其誉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它不仅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认识的颠倒,背后还有人们不易觉察的深层的国家意识形态操控,这是不利于我们社会进一步自由的,也是必须予以批评澄清的。这种批评是对那种平庸道德在个人与社会意义上的双重归位——让被“过誉”的平庸道德回归它本来的位置,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理性启蒙。这不是要强求杨绛和钱钟书与他人一致的“一概而论”,也不是对他们“极端化归类”和“声讨”,更无所谓“宽容”他们与否。“宽容”是一个世俗生活领域的道德用词,意指生活中不在意别人的某个具体不道德行为,因为生活不是事事都要求符合道德真理的,但在价值领域(文化思想观念领域),则不存在“宽容”与否的问题,因为它本身是探索或依据道德真理的,真理如何宽容谬误呢?而在革命与政治运动领域的践踏人权、戕害生命的行为那已经不是“不宽容”的问题,而是法治不健全下的邪恶肆意侵权的问题了。

2、古尧认为杨绛的“大师”称号不是自封的,她也不是毫无抗争,不应该要她去承担大师应承担的责任。但杨绛的“大师”称号是谁封并不重要,批评“杨绛问题”是针对她何以能被封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观念(包括意识形态),不是要她去承担大师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何况能被封为“大师”总是与自己有意无意的行为有关的。她有没有一点抗争(包括不配合)其实也不是问题,因为人们推崇她恰恰不是推崇她的那一点点抗争(推崇抗争的杰出人物,她还远远不够格),而是推崇她的“不争”文化人格。杨绛的“不争”就其整个文化生涯来说,决不仅仅是不争大师(不争名夺利),主要还是思想的不争,拙文也分析了。“不争”尽管如古尧所说“对静心治学、端正学风起码不是负面的”,但这是两回事,现在人们批评的是将“不争”作为一种道德楷模的社会颠倒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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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评杨绛涉及的问题正关系到当代为什么没有普遍性的“鲁迅精神”的重大问题。尽管如古尧所说“当下的读书人要再做‘鲁迅’,要么进去、要么放逐。”但其实没有普遍性的“鲁迅精神”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严峻的原因,还有长期形成的知识分子价值混乱、乃至颠倒的原因,批评“杨钱问题”有利于这种价值观的拨乱反正,有利于对“鲁迅精神”的弘扬。

另外,四九以后虽然“鲁迅精神”很稀缺(普遍意义上讲),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的。马/寅/初、顾/准、胡/风及“胡/风/集/团”的某些文人、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等,都体现、甚至某些方面超越性体现了不妥协的质疑、批判的“鲁迅精神”。今天,人们岂能对必然导致漠视这些稀缺的“鲁迅精神”的社会价值颠倒现象(诸如此次推崇杨绛与钱钟书的“不争”文化人格之类),不闻不问不理不睬呢?我们不能因为一时出不了鲁迅式的杰出人物,就反过来张扬一种犬儒主义,那社会还有什么进一步自由的希望?人们推崇的杨绛与钱钟书的“不争”文化人格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在自由意义上就是犬儒主义的(如果连这都认识不到,那就太没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眼光了。)尽管做“犬儒”也是个人的权利,但我们要认清和勇于正视、承认我们自己并不光荣的“犬儒”人格。然而,我们的问题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懦,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中国人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杨钱问题”何其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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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批评“杨钱问题”中的“犬儒主义”,根本上不是什么“非此即彼”思维,更不是道德绑架(攻击、强制),而是对“不争”的道德实践在自由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的判断修辞(即使有讽刺性也是应该的),这与古尧所说的过去革命党痛批“小资产阶级温情”、“资产阶级软弱”等等的真正的道德绑架毫无关系。我在拙文中已经分析了什么是真正的道德绑架,不再赘述。

还有,古尧说“到了人人能自由发声,‘鲁迅’也就不足为奇,可以退场了。”(这里的“鲁迅”显然指“鲁迅精神”)又说“鲁迅精神的真正复活是要有制度保障”,这是明显矛盾的。如果有制度保障了,就是人人能自由发声了,就是“鲁迅”可以退场了,那还有、还需要“鲁迅精神”的真正复活吗?事实上,首先“鲁迅精神”就是诞生于没有民/主/宪/政制度保障的时代,鲁迅在他的时代并不是没有风险的,鲁迅是“怒向刀丛觅小诗”,怎么会没有风险?又哪里会有“制度保障”?正是在极为险恶的时代,“鲁迅精神”才显得更加珍贵。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未必是“面向刀丛”,却早已丢掉了鲁迅的“怒”的自由意志,还要以推崇杨绛、钱钟书的“不争”来掩盖“犬儒”人格。其次,有了制度保障,人人能自由发声,“鲁迅”也未必应该退场。因为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也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性,恶始终是存在的,批评总是有各种风险的,作为不妥协的质疑、批判的“鲁迅精神”怎么能够退场呢?以为有了“制度保障”,“鲁迅精神”就可以退场了,那是对社会、人性和“鲁迅精神”的简单化理解。另外,古尧说“现今不可能有鲁迅”(这里的“鲁迅”显然也是指“鲁迅精神”),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作为一种不妥协的质疑、批判精神,“鲁迅精神”的星火在某种意义上从来就没有熄灭过,不用说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名字,就是现在包括批评“杨钱问题”的网络文化现象,就是“鲁迅精神”在信息时代的普遍性张扬。不可不察。

4、积极自由在有关国家历史上出现的反自由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宪政、法治未建立或不完善,不能完全怪罪积极自由。如果因此而恐惧、漠视、乃至放弃积极自由,那是因噎废食。一个社会的进一步自由永远是靠积极争取,否则无法获得进一步自由。人的自由意志本来就是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难道因为能够作恶就恐惧、漠视、乃至放弃自由意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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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启蒙运动

事实上,英国的社会进步虽然与法国大革命不同,但它同样是依靠积极抗争(积极自由)而得到的,英国的“保守”的“光荣革命”也是积极抗争,只不过不是法国式的激进的“暴力革命”而已,保守主义的渐进式改革并非消极自由,不去做什么的“消极自由”怎么会取得社会进步呢?古尧以英国的保守主义来为“杨钱问题”的“犬儒主义”消极自由辩护,是错位的。再说,我们今天批评“杨钱问题”所希望的积极自由又没有宣扬“暴力革命”,它只是倡导一种思想的“争”而已,并没有侵犯“不争”的权利,谁“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胡适语)呢?古尧把批评“杨钱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文化的继续,那完全是把自由批评与权力操纵下的阶级斗争“大批判”混为一谈了。所以拙文说:“如果这种批评对‘明哲保身’的权利选择者构成了一种道德压力,那这种道德压力也是在更高道德对比下的道德意识进一步觉醒的自我(内在)道德压力,它本身是自由意志进一步觉醒的体现,是自由意志之所以是自由意志而必须存在和必须自我意识到的内在压力,可以说是自由意志的自我施压,而不是外在的“道德绑架”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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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子的“不争”确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极致的“争”,无论古尧把“不争”、“无为”解释成“无我之为”、“不作有为之争”等等什么,但无争议的是这种“争”是以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方式进行的。天人合一是人合于自然而不是相反。人的自然状态肯定是无所谓自由意志的,所以道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无自由意志的自然状态。这应该无太多异议。所以拙文才说“杨绛先生的(道家式的)‘不争’是一种对自我的自由意志缺乏反思和超越的‘自欺’人格,那些对她的‘不争’文化人格推崇备至的人与她一样,其自由意志被人的自然本能所压抑,在根本上是不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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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古尧说:“‘天人合一’可以有正面理解,这里可让人联想到康德的‘头顶的星空’”、“面对不知甚至完全不可知,有所敬畏。……不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等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联想的可能,但这种联想也是缺乏内在文化逻辑的“瞎联想”。我们的“天人合一”恰恰是思维未分化出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混沌状态,这种混沌导致人以为只要“天人合一”,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就可以洞穿宇宙万物奥秘,而无所谓敬畏未知了,天地即我,我即天地,还有什么敬畏未知?所以我们的古代文化智者个个道骨仙风,有若神人。一部《道德经》仿佛道尽宇宙万物真理,一部《黄帝内经》仿佛道尽医学真理,中国文化与中医至今也无法超越它们,这还谈什么敬畏未知?所以中国混沌地争斗了几千年(包括“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也没有斗出现代文明。只有已经分化发育出理性和自由意志的西方文化,才懂得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的局限性,才懂得敬畏未知,才有可能不瞎斗。

6、古尧的观点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其道理针对“杨钱问题”却是错位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因为针对性不一样。所以,针对具体问题是需要在具体问题语境中做问题的具体情况分析的,如果用某种道理(哪怕是普世价值)死搬硬套,则可能导致错位而得出错误结论。

2016年6月2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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